为理想而投身革命

　　我的父亲陆定一，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从小生活条件优越。他不是生活所迫才闹革命，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才义无反顾，甘愿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父亲曾两次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长征前被一撤到底，扛着梭镖参加长征。并在遵义会议后恢复工作时，提出了“万里长征”这一载入史册的政治术语。他的爱人被开除党籍留在敌后，被国民党“铲共团”抓住，开膛破腹壮烈牺牲。但父亲在逆境中，写出怀有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的《老山界》，后来，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几十年来教育了几代人。

　　在抗日战争中，父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重庆谈判的七位中共代表之一；在胡宗南２０万大军进攻延安时，由他为政委、任弼时为司令的中央直属队，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保卫了党中央。

　　父亲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党的新闻定义和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中心的年代，父亲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改造，“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问题及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２２年），他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今年６月９日，是父亲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坚持真理刚直不阿

　　父亲有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品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北京市曾经要拆除故宫去修马路，父亲冒死进谏，才使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得以保存下来。说是“冒死进谏”，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已把不同意拆除古建筑看成是政治态度问题，说：“这些遗老遗少啊，当亡国奴（日本侵占北京）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每天都工作到半夜２点，要审看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我虽然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但与他见面交谈的时间都很少。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我曾有机会跟父亲去过一次甘肃。有一天他说要去打猎，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后跟我母亲说：“立刻回北京，饿死人了。”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

　　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工作，这么多年只做过一套灰颜色的中山装，在接待外宾或开会等正式场合中穿。而从恢复工作到他去世的１６年中，他的房子从未换过家具。“文革”浩劫中，父亲、母亲，我的叔叔还有三个阿姨，都受到严重迫害，全家人加起来等于被关押了６３年。外婆在监狱里去世。父亲在监狱里被吊起来受审讯，关押了１３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王光美一起被放出。我在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还未毕业，就被批捕，在狱中关了６年，被打断了肋骨……

　　我和父亲同一天生日，６月９日，中间相差３６年。１９４２年我在延安出生时，是那里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没有奶水，没多久我从出生时的４磅半瘦成了３磅。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给我，并把仅有的一个暖水袋给我保温，使我得以存活。父亲为我取名陆德，就是要我记住朱德，以德报德。

　　我高中时有个暑假，跟他去了北戴河。他辅导我读了三篇文章，一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有两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当官。

　　最后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如今他已去世１０年，但他的一些认识，仍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父亲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反思，认为应“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父亲说：“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

　　父亲多次谈到，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在和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时，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中，他都多次提及，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还说：“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父亲还谈到，“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

　　历史跟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感叹说：“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后来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面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出现的种种变革，我和父亲也有过几次较深的探讨。

　　我曾问父亲：“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父亲回答说：“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父亲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１９９６年５月初，父亲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然后，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５月９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是他最后的遗言。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