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档案馆收藏着１９３３年我在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档案。事情的经过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我从龙华骑自行车回大同大学，骑到学校附近的车站路时，不小心车身碰到了一个人的衣服。我急忙下车，向他道歉。没想到自己这种讲礼貌的做法，反而惹出了麻烦。那个人脸胖胖的，穿了一件绸大褂，外表并不像是流氓，却对我耍起流氓来。他不放我走，一定要我跟他一块去“吃讲茶”。我是上海人，懂得“吃讲茶”的意思就是到茶馆去同那个人谈判赔偿问题。我在念书，工作也很忙，哪里有时间同他纠缠？我说：“有什么好再谈的呢？如果我碰伤了你，我就赔偿你的医药费用。如果我弄坏了你的衣服，我就赔偿你衣服的损失。可是你既没有受伤，衣服也没有损坏，并且一点也没有被我弄脏，我已经向你道歉了，没有必要再去吃什么茶。”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他同那个流氓一定熟识，走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我从未受过如此侮辱，也从来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我一怒之下也回了他一个耳光。那个警察就举起警棍来打我，没有想到我一伸手就把警棍夺了过来。这下他急了，一吹警哨，又来了两三个警察。于是我就挥着警棍和三四个警察对打。我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地上。这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刘先生正巧路过，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里，向我父母报信。我父母一听，心急慌忙就往车站路跑。

　　我同警察正在对打的时候，大同大学的同班同学葛曾济（后改名葛一虹，那时他在学校学的也是理科，现在是有名的戏剧专家）看到了，马上跑到学校里（打架的地方离学校非常近）告诉了同学们，说我们的同学郁锤正（我本来的名字，于光远是后来再起的）正在挨警察的殴打。我在学校里是被人称为有点“学问”的学生，同学们都知道我，因此一听说我挨打了，立刻有上百个同学飞奔赶到打架现场，把设在车站路上的派出所给围住了（这时候我已被几个警察弄进了派出所）。当时，围观的人不知有多少。车站路是通有轨电车的，这么多的人挤在路上，几十辆电车被堵住开不动了。警察局一看形势不妙，怕惹出大乱子，就想赶快了结这件事情。同学们趁机向警察分局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要向我赔礼道歉；第二要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第三要马上送我进医院治疗，由警察局负担全部费用；第四……警察局被迫都接受了。

　　于是，我进了附近一所医院。这时我的父母也赶到了，陪我进医院后，脱下衣服一看，满身都是伤痕，心疼得不得了。我说，那几个警察也被我打得不会轻的。医院里给我涂了满身的黄色油膏。许多同学来慰问我。大同大学的校长曹惠群也带口信给我：“反正警察局出钱，你安心多住几天好了。”不知道药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不到两天我的伤就完全好了。在医院里待不住，我就跑回家了。

　　在医院里，第二天有人送来《时报》。《时报》上把这件事情作为头条新闻用套红的标题《学警冲突》登出来，描述了我和警察打架、学生包围警察局、交通堵塞以及警察局承认错误等等情况。

　　７３年过去了，真没有想到母校来人送来了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档案一共有三件，共１０页，都是公安局长文鸿恩签署发出的。

　　现在我多了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有机会去上海大同中学，给学生们讲讲这段故事，我想一定会博得热烈的掌声。

　　摘自《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