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晏二人直呼喊冤。戴笠私下对他俩说：“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俩就已经够宽容了，你们比不了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

　　民国时期有句歇后语：“钱大钧逼蒋介石看枪伤——实出无奈。”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全民抗日。老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在协议上签了字，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以为老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是坚信不疑地随同钱大钧护送老蒋返回南京。可是老蒋一下飞机，脸色突变，立即秘密向军统总头子戴笠下达了指令：扣留张学良和钱大钧。

　　张学良大为震惊，百思不解，老蒋扣留我，倒还事出有因，扣留钱大钧所为何事，他不是老蒋的亲信吗？

　　钱大钧１８９３年生于江苏吴县，说起来与老蒋还是老乡，从小聪明过人，曾就读江苏陆军小学、武昌第二陆军中学、保定军校留学生预备班，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归国后一直是老蒋的红人，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教官、校参谋处长，由老蒋亲自点名高升至侍从室一处中将主任，一直随侍老蒋左右。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亲自督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的中央红军。这天老蒋由钱大钧陪同乘坐到西安的一列专用列车，一到古都，便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将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邵元冲、蒋百里、陈调元、卫立煌等高级将领找来，事先与蒋鼎文个别谈话，准备以蒋鼎文取代张学良统兵进剿，形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就在蒋介石专列停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张学良乘拜见蒋介石之际，对钱大钧说：“据委员长专列司机讲，机车车头气泵有点毛病，要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你看如何？”

　　钱大钧一向与张学良私人交情较深，不知是计，未加任何思考就满口答应了。当时钱大钧想向蒋介石报告这件事，继而一想，芝麻大点小事没有必要，何况修车也是件好事。列车的车厢很快被甩下，机车开进了西安车站。当车头开走之后，钱大钧若有所思地想找张学良说什么，可是犹豫一会，欲言又止。

　　１２月１１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攻临潼华清池捉拿蒋介石，枪声大作。钱大钧被枪声惊醒，赶紧拔枪急奔蒋介石卧室救护主子。

　　谁知老蒋不在，他又折回寻找，然而子弹未长眼睛，老蒋未被伤着而钱大钧却被流弹击中倒地。幸亏子弹只是穿透肺叶，加上抢救及时，才大难未死，他躺在病床上叫苦不迭。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赴西安探望蒋介石时，曾专程去医院探视钱大钧。

　　钱大钧说：“只要委员长未伤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戴笠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不惜个人生命安危，忠诚护卫领袖，不愧为党国的忠良。

　　蒋介石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他除了明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外，还暗恨钱大钧等人，因此回到南京惊魂稍定，他满腔怒火、迫不及待地亲自提审钱大钧，问他是否与张学良互相串通，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临潼，使他遇难时不得脱身。

　　蒙在鼓里的钱大钧起初并不知道老蒋为啥扣押他，听完这话后，连呼：“冤枉！冤枉！”

　　蒋介石见状，问他冤情何在？钱大钧被逼无奈，这才诉说了自己陪蒋介石到西安后，日夜随侍不离一步，对张、杨的兵谏事前毫无所知，又讲了自己当时如何中弹住院的情景。

　　钱大钧说完，扯开上衣让蒋介石看枪伤，接着又求正在旁边的戴笠将血衣取来递给蒋介石。

　　老蒋看罢，脸红一块白一块，一句话也未说，怏怏离去。

　　第二天，蒋介石指示戴笠，将钱大钧暂时调离侍从室，让他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

　　在怒火渐消的情况下，老蒋饶了钱大钧，但死死咬住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军统局派往西安的特务头子曾扩情(黄埔一期生)，另一个是前侍从室主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晏道刚(保定军校一期生)。

　　蒋介石斥责他俩对兵谏事先毫无所察，致使酿成大祸，当即发下手令：“曾扩情不明廉耻、晏道刚不尽职责，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

　　曾、晏二人直呼喊冤。戴笠私下对他俩说：“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俩就已经够宽容了，你们比不了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说得两人哑口无言，只好自认晦气，承受这飞来之祸。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