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为他家乡的鹿原中学写了首校歌，让我找个作曲家谱曲。我请人谱好了曲子，便打电话通知忠实。

　　接电话的是忠实的妻子。她说：“忠实不在家，请问你是谁？”

　　我报上了我的姓名，并问：“还记得我吗？”

　　她说：“记得，记得。你那年还到过俺西蒋哩！”

　　忠实的妻子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如今怕也接近五十的年纪了吧，居然还记得十六七年前的事，真是好记性。

　　她的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忠实家在西安东郊毛西乡的西蒋村。这里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再朝东走二三里便是蓝田县的地盘了。西蒋村离西安城三十来里，交通方便。十几年前我是骑自行车去忠实家的，他当时在毛西公社当干部。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灞河滩上领一帮农民整修河滩。河滩上有几间临时搭建的草棚子，是干部办公和农民住宿的地方。见到我来，忠实很高兴，匆匆安排了工地上的工作，便拉着我朝他住的西蒋村走去。

　　这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忠实的家于贫穷中更显贫穷。村里已经有了不少瓦房，忠实家的院子依然是土墙，房子依然是麦草盖顶。房子里除了一盘土炕、一个老板柜、一张破旧的桌子，几乎四壁皆空。

　　入乡随俗，我们坐在土炕上说话。他的妻子端酒上来，我看那酒是乳白色的，认得是陕西的特产稠酒。稠酒是用江米做的，忠实却问我：“你知道这是拿啥做的？”

　　我说：“江米或大米吧！”

　　忠实笑了：“你猜不出来。这是用玉米芯做的。”

　　穷人有穷人的办法，玉米芯子能做酒，我是头一次听说。喝一口，那味道甜甜的，与城里人用江米做的稠酒一般。我便连喝了三碗。问：“这酒醉人不？”

　　忠实说：“醉人，醉了还不好醒。不过，像你的酒量，十碗八碗没事！”

　　盘腿坐在土坑上，端起大碗喝酒，颇有点绿林好汉的味道！

　　我和陈忠实都是“文革”前就学着写东西的。“文革”中，我们跟着打了一阵子哄哄。“四人帮”被打倒了，文艺开始复苏，我们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对过去的作品，我们感到不满和愧赧，但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又有些茫然。谈话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从和忠实相识，我就感觉到他是个有顽强进取心的硬汉子，对文学的确有种陕西“愣娃”的执著倔犟。我佩服的就是这股子劲儿。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过分散淡，有点“玩”文学的味儿。

　　忠实的妻子做好了午饭，我们围在炕头边吃边聊。话说热乎了，忠实的妻子发起了牢骚：“这人一年到头，整天趴着写，点灯熬油，顶啥用啊？你看俺村里，谁有俺屋穷？”说着，那眼泪，便在眼眶中打转了。

　　是的，那时候我们写东西确实很苦，笔墨纸都得自己买，报、刊社却从不发一分钱稿费。忠实是农村干部，每月只有三十几元的工资。我在工厂当工人，每月工资是３８．２元，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忠实也有两个孩子，操持家务的妻子能不埋怨吗？

　　我忽然想起，临来的前一天，我收到一份稿费通知单。正好那年从１０月１日恢复稿费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书上发了我的一篇作品。编辑告诉我：“书在１０月１日前就印好了，我故意拖到节后才让印刷厂送来，能给作者发点稿费嘛！”

　　我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稿费单，递给忠实的妻子，对他说：“嫂子，别骂了。现在恢复稿费制了，忠实再写东西，就能给家里挣钱了。”忠实的妻子接过稿费单，双手捧住，仔细端详着，虽然只有两行字，她却足足看了有３分钟。忽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嘴对着稿费单说：“哎哟，啥时候俺忠实能把这拿上，就好了！”

　　她说得很惊喜，我听了却有些心酸：那单子上总共只有二十几元的稿费啊！

　　也许这件事对她刺激太大了，所以十几年后，她仍记得我的西蒋村之行。

　　也许往日的贫穷对陈忠实的刺激太大了。所以，当１９９３年他被推举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后，即席发表了一番就职演说。演说中除了阐述文学事业的神圣和作家的历史使命外，还特别提到了作协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要努力改善作家的创作条件，提高作家的待遇和生活水平，让作家摆脱贫穷的困扰。

　　然而，朋友们都知道，陈忠实在贫穷冷清的白鹿原下，埋头耕耘着文学的圣土，与贫穷抗争，与命运抗争，讴歌着贫困中那不屈的灵魂，塑造着为挣脱贫困、挣脱蛮荒而苦苦求索、苦苦拼搏的关中汉子的形象。从而使他成了驰誉当代文坛的大作家。

　　摘自《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