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商业活动中的招投标模式引入公安机关涉及命案的刑事侦查工作，令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卷入一场激烈的舆论纷争当中。柳河公安局下发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规定：由群众举报线索的，每破一起命案积案，奖５０００元；抓获一名命案逃犯，奖３０００元。（《民主与法制时报》７月８日）

　　其实，“命案招标”制产生争议容易理解，因为破案本身就是警察的本职工作，而且缺点多多，如“命案招标”制度容易在警察队伍中形成一种违背职业道德精神的利益驱动，造成一些人为了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而迂回办案，可能诱使一些急功近利的人，重新拾起被国家明令禁止的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去侦破案子，酿成冤假错案等等。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更应该宽容看待命案招标，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困境下，对提高绩效的制度探索。既是探索，在还不完善之际就容易存在缺漏，但这又是制度变革所必须经过的。

　　命案招标源于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则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长期以来，公安内部存在“吃大锅饭”和“领导说了算”的情况，有活大家干、有责大家担的“吃大锅饭”的工作模式，化解了公安民警在侦破刑事案件过程中承担的责任风险，不管案件是否破了，很少有人承担责任或者得到实质嘉奖，工资大家照有，奖金照拿。如此情况之下，破案效率又如何有效地提高？延续了多年的原侦查工作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依附在这个体系上的制度弊端，严重制约了刑侦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这个角度看，命案招标其实是绩效无奈下的一种为提高绩效而进行的探索。

　　绩效不高是所有机关单位普遍存在的情况，只是因为公安工作的特殊性更容易显现出来而已。命案招标就是对绩效制度的一种探索，每一种新的制度探索都不可避免会有缺点，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种变化包容一点？真正解决这绩效软肋，提高行政效率，制度变革是唯一的出路。《新公务员法》第一条就要求“提高工作效能”。但是制度不变，效能谈何大幅度提高？         丁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