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词自“五四”以降，受到冷落，乃至排斥，其形式竟至被视为“反动”之物。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时期，报刊上极少见有诗、词作品，文化人正式出版诗词集者更不多了——我仅买到过陈大远《大风集》、郭沫若《邕漓行》两种小册子。陈氏为驻外使馆官员，集中多记欧洲风情；郭氏为学界、文学界、政界名人。二位诗集能由出版社出版，恐非与其人无关。买到的一本大三十二开的选集，是《柳亚子诗词选》，出版于柳氏身后。那年代，旧体诗词在正式发行的报刊上虽几乎处于销声匿迹状态，但一些老先生们仍在写，以油印（铅印唯见张伯驹先生线装本《丛碧词》，印于解放初期）形式或复写纸榻写，送给好友。“文革”之前的油印旧体诗册，有新中国成立后仅存的、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禾弟园诗社的诗友作品集、《江山峰哀挽集》、蒋稚云《稚云词》小册子、钱世明《醉芳词》小册子、黄匑庵《劳山集》等为数寥寥的几种。可惜的是，作为曾是“禾弟园最少年”的我，“文革”一起，所存禾弟园资料尽失！我现在手里唯剩一本《劳山集·词部分》和《醉芳词》了。《劳山集·词部分》印于１９６２年，《醉芳词》印于１９６３年。我印《醉芳词》是因为１９６３年元旦，王昆仑师作为新年礼物送我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１１．１厘米、宽７．１厘米，紫布面线装影印手稿的《鲁迅诗集》，外有淡豆绿色纸套封，小巧可爱，我才自费４０元，在北京景山誊写社油印了长１２．１厘米、宽８．５厘米的《醉芳词》小册子，收我１５岁至２０岁所作词４０首。

　　爱旧体诗词，纵不能在报刊发表，纵受着“厚古薄今”等心理压力，还是积习难改地写，去自费油印，在那个年代里也算是一种痴迷式的无畏吧？然而，麻烦还是有的！我的《醉芳词》印了１００本，才送出３０来本——主要是文学前辈和朋友——竟有人把我告到了我的领导那里。领导找我谈话（那时候，“领导找谈话”，十之八九不是好事儿！），还不错：“你这还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不要再送人了。”说实话，我那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两个“问题”，听了也不太懂，但感到是没犯大错，心里踏实了。剩下的６０多本儿，在“文革”一起时，都被我塞进了火炉肚子里喂火了。要不是在“文革”中又有人“揭发”，把我的这本小词寄到了“革委会”，我连一本也留不下了！（词集的衬页被撕去了，那必是我写了题赠字样，揭发我的朋友，当然不愿我知道他是谁，所以撕去了。）我真感谢这位“揭发”我的人，真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被粉碎，而旧体诗集想正式出版，仍非易事。所以，一些老前辈纷纷油印他们的诗词集。我先后收到了夏承焘先生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７年油印线装的《瞿髯词》和《瞿髯诗》、茅于美先生１９８２年油印的《茅于美词集》、程千帆先生为夫人沈祖棻１９８０年油印线装的《涉江词稿》。这些集子，印得都很雅致，它们成了我珍藏的版本。每当我捧阅这几部油印诗词集时，就自悔自恨——“文革”前，我曾自己刻蜡版，到中央文史馆（当时在北海公园内）借油印机，为老师个石先生（田名瑜）油印他的《思庐诗稿》（先生手稿四大册，前有仇鳌题签和田星六所作的序），只刻印了一卷，终因“害怕”，没能竟其事！结果，这四大册手稿尽失于“文革”！前些年出版的《田名瑜诗词选》中所收作品，仅占此四大册稿中十之二三，剩下的即是先生用钢笔写的那小日记本里的作品了。

　　大家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