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峻极

　　西周建立后，摄政的周公为了更好地安抚殷商遗民，统驭中原，准备将都城从偏居一隅的镐京迁往地处中原、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洛邑。迁都之事，顺从天意才能说服万民。睿智的周公一方面大做洛邑位居地中，“王者必居中土”的舆论；另一方面，打出制订历法，发展农业生产的旗号，“求地之中，以建王而阜安万民”。周公在全国设置了５个观测点，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５个观测点中，以嵩山脚下的颍川阳城观测点为中表，筑土圭，立木表，测量日影。

　　周公受大禹以身为度的影响，以成年男子的标准身高——八尺为表高，每天在午时测量日影长短。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测量、记录，发现日影有一个由长到短再由短到长的变化周期。他根据每天日中日影的变化规律，把一个周期称为一年，并把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位冬至，把日影最短的一天定位夏至，把长短变化中的两个等分点的两天分别称为春分和秋分。古时，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大地南北长三万里，与八尺圭表测量出的日影长度对照，又认定“影长一寸，地差千里”。周公利用圭表之法，发现阳城观测点夏至时得出的表影刚好长一尺五寸，恰是大地南北的中心点，于是就认定阳城为天地的中心。

　　古代中国王权非常重视利用天地之中观念巩固自身统治。“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正因为此，周公又派太保召公去距阳城一百余里的洛邑观察地形，随后亲往洛邑营建都城。周公证得阳城为天地之中，从此，豫州被称为中州，嵩洛之间被称作“中原”，华夏民族被称为中华，中华大地被称为中国。

　　由于种种原因，西周最终未能迁都洛邑，但阳城被测定为天地之中后，嵩山在夏商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得到恢复。周公阳城测影三百年后的公元前７７０年，西周灭亡，东周平王迁都当年周公营建的洛邑，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局势之中，周平王寄希望于山川保佑，更希望发挥天地之中观念重新得到诸侯们的尊奉，于是

　　上古尧、舜、禹三代以及夏商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嵩山一带，由于古人对天帝神明的迷信和依赖，被视为“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的巍巍嵩山就成为华夏族自我中心，俯瞰四夷的象征和标志。

　　在原先祭岳制度的基础上，定嵩山为中岳，自此奠定了嵩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唐开元十二年（７２４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奉命“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再次组织全国性的天文测量，仍以登封阳城为中心观测点，创制了“开元大衍历”，成为以后几百年间的修历蓝本。元代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忽必烈任用郭守敬和王恂进行“四海测验”，改革历法，郭守敬在全国设下２７个观测站，也以告成观星台作为中心观测站，求得的回归年与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使用的阳历（格里高里历）一秒不差，与现代科学家推算的回归年周期仅相差２６秒，编制的《授时历》成为我国古代最精确，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中国古代天文科技在阳城创造的辉煌成就，让嵩山天地之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光彩更加夺目。

　　嵩山天地之中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心理的积淀成全，也是中国天文科技发展的累积造化。木金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里，五行以“土”为贵，五方以中为上，嵩山在五行中正当“土”位，在五方中为天地之中。嵩山特殊的文化方位，正可为历代帝王代天教化的至上选择。于是，历朝历代，帝王们无不以亲祭、望祭、遣使臣祭、令地方官祭等方式祭祀中岳；于是，历朝历代，嵩山一直是各教文化争相选取自己传道讲学的风水宝地的文化制高点。如今，人们游嵩山，览中岳，无不为其峰岭间繁星般的寺、庙、宫、庵、观、寨、台、塔、阙等古建筑群，为其熔铸成的“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争鸣，万法一统”的文化大观叹为观止。然而，人们可曾想过，如果没有特殊的文化方位，各种文化还会源源不断汇聚至貌不甚奇，身不甚伟的嵩山吗？正是特殊的文化方位，才在嵩山峰岭间形成了强大的文化积聚效应；而又是“中正仁和”文化的包容性，才使得“儒、释、道”三教文化在嵩山既和睦融汇，又都能适势发展。从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嵩山文化是棵参天大树，那么，“天地之中”的文化地位绝对是其得以数千年枝叶繁茂的根本。

　　如今，各个城市都在确定自己的城市名片，登封作为全国第一文物大县（市），拿得出手的城市名片很多。择要存精，“功夫之都”、“三教圣地”、“天地之中”当为最为耀眼的三张。而中原为中国之中，登封为中原之中，“天地之中”才是登封质地最优、最具文化影响力、最为厚重的一张城市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