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以前，国民党是大陆的当政者，自然应在香港问题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９年间，国民党政权也曾多次试图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地位不高而均未收到成效。

　　１９４２年末，终于开始了有关的谈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其中要求废除租界新界地区。但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这个问题超越了关于治外法权条约的范围，建议抗战胜利后再讨论“租借的条款”。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需要出发，希望中国成为其盟友，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

　　和美国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是中英的谈判在香港的问题上却触礁了。原来定在１９４３年１月１日签约，但到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中旬的时候，发现一切都谈妥了，就是香港问题解决不了。

　　国民党外交部的人员为此大为恼火，一筹莫展。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找到正在国内述职的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

　　其实早在几个月以前，顾维钧就在伦敦对此事做过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英国人是主张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他们认为：香港理应归还中国，它既是中国的领土，居民又都是中国人。顾维钧甚至还专门会晤过丘吉尔，丘吉尔含含糊糊地把这个问题给推开了，说香港早晚要归还给中国的，但究竟什么时候为好，这要由战争和其他因素来决定。

　　随后顾维钧专程向蒋介石汇报。谈话中，蒋介石突然站起身，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英国人把香港留在手里究竟想干什么？”

　　对此，顾维钧解释说，英国人这一回本来只是在美国人的号召下才将治外法权归还的，在他们的谈判计划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香港问题在现在来谈判，毕其功于一役可能性是很小的。现在，比较明智的办法就是他们归还什么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收下什么，收的过程中再告诉他们：我们很不满意，你们应该把更多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都还给我们……

　　应该说，顾维钧所提出的方法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外交家特有的灵活、婉转与随机应变。

　　蒋介石觉得有理，采纳顾维钧的意见，于是便把这一问题搁置下来。

　　１９４５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试图说服丘吉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把它开辟成自由港，以便对大连能作出同样的安排，从而让斯大林进入这个不冻港口。

　　丘吉尔坚决反对这一意见，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准许英国的任何主权被转移。”还有消息说，当时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中，丘吉尔同意斯大林在波兰放手行事，以换取斯大林支持英国重新占领和保留香港。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提出要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但是，英国强调由他们来收复香港，并且杜鲁门也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调停。英国人便又一次进驻了香港，重获了对香港的统治权。从此以后，国民党忙于内战，也就顾不上香港了。

　　摘自《老同志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