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副团长，我看咱们就谈到这里吧！其他事情你可以问我的参谋长。……请问你现在还有不明白的事情要我回答吗？！”

　　“我想是没有了！”黑瘦汉子从沙盘上抬起头，郑重地、同时又是讥讽地回敬了江涛一句。然后一字一字地说：

　　“请尹参谋长将明天骑盘岭战斗的实施方案给我讲述一遍。另外，我需要知道我与你们保持通信联络的具体方式、骑盘岭沿线展开的各前沿包扎所和弹药补给点的位置、我分队受命支援战斗时同原执行攻击任务的分队之间的指挥关系，我在战斗中呼叫炮兵和增援的程序。”

　　尹国才愣了一下，作为Ａ团参谋长越来越觉得Ｃ团这位其貌不扬的副团长其实不可小觑，从他提出的问题可以认定，这家伙是一位相当有修养的军事专家。

　　黑瘦汉子又慢吞吞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请问，有没有想到战斗过程中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我是想说，有没有为应付这些意外情况拟订的补充方案？”

　　“我团的作战方案是经过对敌情的周密细致的思考，估计到各种意外情况发生的可能之后制订的，并受到了军师两级首长和作战机关的严格审查，实施过程中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因此也就不需要什么补充方案！”江涛抢在尹国才之前，尽力压抑着心中的大怒，高傲地、斩钉截铁地说道。

　　黑瘦汉子迎着他的目光，默默地与他对视了一秒钟。就是这一秒钟，江涛迅速觉察到对手也被激怒了。随即，Ａ团团长听到一个低沉的、不屑再顾的声音：

　　“请问，我可以走了吗？！”

　　得到江涛肯定的、毫不迟疑的回答，他转过身子，大步走出了帐篷。

　　十一

　　如同许多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一样，刘宗魁虽然已有了十五年军龄，仍旧不能说是个彻底的军人。他们哪怕少小离家，远涉万里，几十年不见故乡，故乡仍会清晰地留存在他们的心底，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里最重要最有活力的风景。徐春兰是他小学到初中的同学，毕业那年他如愿以偿地参了军，让小伙子有了胆量去找他心中的朱丽叶，并于一个风雪弥漫的黄昏在村外荒凉的黄土垴上私订了终身。

　　一个苦水中泡大的农村青年开始了自己在军营里的奋斗。主宰他思维和行动的与其说是知识和理性，不如说是求生的本能。当了排长，成了一名月薪五十四元五角的军官。

　　与徐春兰的夫妻生活还不到三个月，她就在地区肿瘤医院检查出了那种农村称之为“倒开花”的不治之症。开初两年刘宗魁带着她四处求医，去过北京，到过上海，等徐春兰的病情相对稳定下来，他已负债累累，并且明白了对妻子的病已无可指望。

　　去年１２月底的回家探亲是岳父连续五封病危电报追催的结果。近两年里，他甚至对妻子病危的电报也习惯了，无非是岳父逼他弄出钱来供女儿住医院。女婿进了病房，老头儿就不再让他出门：我女儿已活不了多久，好的时候她没有享到你的福，死的时候你得在她床前守着。

　　以后的一个星期，刘宗魁全是在妻子身边度过的。

　　就在这时部队来了第一封令他火速归队的电报，岳父当即在门口把它撕成了碎片。第二封电报是翌日黎明送进病房的，刘宗魁看过后自己用火柴把它点燃了。自从被批准转业后，他已习惯于不把自己看成部队上的人了。第三封电报和一封团长的亲笔信是半夜送到病房来的，读完它们后刘宗魁才知道了战争的消息和自己当了副团长，这下他明白他是非回去不可了，岳父却仍像防贼一样堵在门口，不放他出去。此时，他听到了徐春兰微弱得像蚊子飞过似的声音：

　　“宗魁，你过来。”

　　刘宗魁将身子向妻子靠近过去。两行清泪蓦地从徐春兰眼窝里涌出，用轻如耳语的声音说：

　　“亲人，你再……亲亲……我……”

　　刘宗魁亲了亲她的额头，又亲了亲她的唇。

　　“宗魁，你……走吧。甭……管我了。”徐春兰满足地闭上了眼睛，并且无力地朝病床的后窗努了努嘴。“走吧！走吧！”

　　是妻子指点他跳窗逃出病房回到部队的。两个月后，Ｃ团已进入边陲山区进行适应性训练，刘宗魁才接到岳父寄来的短短的一封信。这次老人态度好得出奇，在信中告诉他，徐春兰已于一个半月前病逝，后事也办妥了，让他安心打仗，不要挂念。此信在刘宗魁心灵深处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偏执的思想还让他得出了一个只有自己才坚信不疑的结论：妻子的死正是那个早上自己的离去。妻子并非死于癌症，她是牺牲在这场还没打响的边境战争中的第一个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