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有时是件有益的事情，尽管在我们一生中，对生命最大的浪费之一，就是开会，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或者公职人员。开会有时是件有趣的事情，尽管在我们需要尽职的事务中，我认为开会一般是应划入“应酬”或“不得不”的低质量耗的乏味项目。

　　但像今天这样的会，讨论几个获奖青年诗人的作品，而我又无须主持会议，这种状态下，我力争使这次会议对我而言，有趣而且有益。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一是超然，不要想说服谁，也不要想去教导谁；二是细心，不要完全跟着发言者的思路去想问题，而是从发言中听出一点值得回味的问题。本次会议主题：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获奖作品讨论会。

　　谢冕在发言中说了一句：“……我算个中年……”

　　谢先生今天应该七十有余了吧？他说出一句“我算个中年”，尽管有个前置的条件“和蔡其矫先生比”，我觉得这句话显出了谢先生的养生之道。作为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谢先生的学问应有定评；作为新时期文坛“三个崛起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谢先生的褒贬之声二十多年来从没有个定评。但是，每次一看见谢先生脸上总挂着笑容，谢先生每次参加活动总是身轻步健，从背后看谢先生其身材正值中年，这都是一定的。谢先生在心理学范畴衡量，应是最优秀者，生命对他如同一只装着半瓶酒的瓶子，他一定是永远赞叹瓶子里还有酒的君子：“真好！还有半瓶……”相反，一个悲观主义者，拥有同样一只半瓶酒的生命，他却悲叹道：“天啊，只剩半瓶了……”

　　听庞俭克发言，他说：“人类需要诗歌，连那些该枪毙的人，心里也有柔软的地方，何况正常的人，绝对需要真情和诗意……”

　　我笑了。庞先生是《诗刊》的朋友，也是漓江出版社的副总，一个出版家。我插话：“在许多诗人眼里，最该‘枪毙’的就是出版商，因为一说出诗集，他们就摇头，就问诗人自己能出多少钱？当然，庞俭克算是心里也有柔软之处的那一类了。”他也笑了。

　　听吉狄马加发言，说道：“诗歌与心灵有关……”

　　他是我们的领导，而且是政治领导，在机关里，昨天还说：“保持先进性教育第三阶段的任务……”干什么吆喝什么！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老话。但我们一些诗人有个误区，忘了人是有各种角色，诗人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写诗的人唯一的社会身份。诗人只有在写诗和读诗、谈诗的时候是诗人，其他时候，也许是教授、是公务员、是老板或是打工仔……总之，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应有的所有身份，还是父亲、儿子、老公、女婿、房客……忘了这一点，以为会写几句诗，就处处是个诗人，这就麻烦了，会被人认为神经有毛病。诗人常被叫成“诗疯子”，就因为忘了在写诗以外他应该正常完成各种社会角色。诗人卢卫平从另一角度补充了这个想法：“我在公司里干活时，老板的旨令对我而言，永远必须执行；回到家里写诗时，我才真正对我自己负责。”处处充当诗人者，自以为浪漫，自以为酷，其实给人印象是智障，如同一台硬盘太小的电脑，功能转换能力不足。

　　刘福春发言说：“……这些作品都有一种健康向上的诗风……”

　　刘福春是诗歌版本研究者，也是诗集版本收藏家。我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是所有的诗集只读一页“版权页”的读者，同时也是越不正常的诗集越能让他热心研究的研究者。比方说，对中国的红卫兵诗歌研究，让他获得“世界性的声誉”，在日本出版了这本集子。看来，让专家参加研讨会，不仅对作者有好处，有时对专家更有益，这个会议逼得刘福春读了健康的诗篇，肯定有助于他身心健康。

　　听王光明教授发言，他在肯定这些获奖作者的同时说了一句：“……深度不够……”听陈超教授谈他的感受结尾的希望是：“作品还差那么一点，如同箭击中靶心以后，再向前推一下的力量……”

　　他们俩是此次会上发言中对作品提出了不足之处的两位，也就是在发言中有“但是”这个转折词的两位。听含有“但是”转折的发言，重点一般应放在但是的后面，否则，就不能听出味儿来。王教授说深度不够，陈教授说还欠推一下之力，说得很委婉。如果直接翻译，都是一个含义：还差点劲！差劲是贬义，差点儿劲就比较婉转。是不是听出这味儿来就算明白了呢？还不全对。教授们的参照系和编辑们的相反。编辑是从一堆来稿中，也就是从一堆平庸之作中发现“好东西”。而这些当下新出炉的好东西拿给教授们品评，教授们在读这些作品之前已经烂熟于心的是名家们的经典，也就是我们说的“满腹经纶”。这些经典是教授常备的参照系，所以能够读出差点劲的感觉。因此，这种批评不是贬低作品，而是抬高作者，把他们抬到名家经典中间了。所以，在另一些研讨会上，一片赞赏之声，绝不会是真心赞美，也许是批评家觉得不值得把那些作者放到经典面前去比较。细想起来，一派赞美并非好事！

　　主持会议的林莽在会议结束前，让我作个小结，我没有准备正式的“会议总结”，于是就把自己的这点私下的收获公之于众，不知算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