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其中，修改后的《不起诉案件标准》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等５种情形，依法不起诉。(《法制日报》８月１５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多次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宽严相济”既不是一味从“严”，更不是无原则从“宽”，而是在坚持对大案、要案从严处理的同时，综合考虑一些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依法从宽，从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确保法律基本的公平、正义之外，显示出人性化关怀的温情。

　　所谓“法不外乎人情”，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丝毫不体恤民情。因生活无着而偶然实施盗窃的行为时有发生，如果因此予以重罚，则不仅可能毁掉他们的一生，甚至可能激起强烈的报复心理而自暴自弃。相比之下，“不起诉”更容易达到教育感化的目的，促使他们早日回归正途。

　　行文至此，想起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位母亲因为贫穷而偷食物给她的孩子们吃，结果被起诉。法官判决说：“这个女人因盗窃有罪，判罚×美元。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居然还有一个母亲需要靠偷窃来养活儿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冷漠有罪，每人判罚一美元。”并第一个站起来，掏出一美元放到桌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震惊了，人们自发地排起长队，交出了让人终生难忘的一笔罚金。

　　故事之所以令人感动，不仅仅在于法官人性化的判决，更在于人们对福利保障这一生存底线失守的反思——当人们排队交纳这笔终生难忘的罚金的时候，他们何尝不是因福利保障体系未能庇护这个贫困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因生活无着而实施盗窃，这本身就是一幕悲剧——那些生存条件得不到最基本保障的人，在面临生存与违法的抉择时，很容易用违法来换取生存。

　　美国短篇小说名家欧·亨利在其代表作《警察与赞美诗》中刻画的那个倒霉的小偷曾经令人不胜唏嘘，时至今日，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自己身边也并不缺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生活无着人员。一轮轮“该不该抓”的争论过后，本着“治病救人”的宗旨，“不起诉”终于放还了他们一条生路。但是，如果他们的生活继续无着落下去，谁又能知道，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他们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

　　如果说“不起诉”给生活无着人员提供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的话，援助窘迫的他们不再生活无着，才是避免他们重蹈覆辙的根本途径。法律的温情之外，显然还有赖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大步跟进。

　　赵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