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５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Ｂｕｌｌｐｅｎ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９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Ｂｏｏｋ，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Ｂｏｏｋ。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Ｂｏｏｋ，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Ｂｏｏｋ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１１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１９９７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６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十八）邻座神秘人物

　　Ｓａｍ是我在Ｍ＆Ａ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Ｂｕｌｌｐｅｎ，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Ｓａｍ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Ｓａｍ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Ｍ＆Ａ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Ｓａｍ，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Ｓａｍ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Ｓａｍ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Ｔｈｉｓ ｆｕｃｋ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ａｇｉｎｇ ｍｅ ａｌｌ ｄａｙ ｌｏｎｇ．（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Ｓａｍ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Ｙｅｓ Ｓｉｒ”、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Ｆ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Ｙｅｓ Ｍａｄａｍ”，Ｓａｍ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Ｗｈｏ ｉｓ ｆｕｃｋｉｎｇ Ｊｏｅ Ｐｅｒｅｌｌａ？（谁是Ｊｏｅ Ｐｅｒｅｌｌａ）”

　　不会吧！连Ｐｅｒｅｌｌａ的大名Ｓａｍ都不知道吗？

　　１９９２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Ｐｅｒｅｌｌａ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７０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Ｍ＆Ａ，８０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 Ｐｅｒｅｌｌａ ＆ Ｃｏ．，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Ｓａｍ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Ｓａｍ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Ｐｅｒｅｌｌａ想“请”Ｓａｍ吃饭？

　　“Ｐｅｒｅｌｌａ可能认识我父亲……”Ｓａｍ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Ｓａｍ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Ｓａｍ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Ｓａｍ，问寒问暖。

　　比Ｓａｍ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Ｓａｍ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Ｓａｍ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十九）显赫小人物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Ｓａｍ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Ｓａｍ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Ｓａｍ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