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ＮＡ”字忧心忡忡，灵感尽失，怎么都思索不出一个好名字。太太靠在旁边，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２０００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二十四）不可思议的选择

　　２０００年５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Ｔｕｍｉ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６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