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赋在《理论前沿》撰文认为，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认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①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②切实改进政府经济管理的方式。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认真落实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③加强社会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④完善公共服务，增强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

　　发展的次序与有效性

　　王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撰文，从政治民主与经济绩效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印度发展模式。文章认为，印度民主实践引发了两个重大的问题。①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怎样来安排两者的次序，才能同时求得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②如果这一次序是历史决定的，那么应当如何提升国家能力，才能有效处理民主所引发的事务，并产生人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在新生的试图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里，至少在两个层面上重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一个层面是：经济改革需要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达成普遍的共识，或者说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遭遇的阻力较小，当一个国家在主导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达成一致之前，应当审慎地选择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先后次序。在发展中国家，当物质利益还是生存的首要目标时，民主的情绪极有可能侵蚀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以致威胁到它发挥作用的功能。另一个层面是，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然而在一个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矛盾尖锐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不利于经济发展，会削弱国家力量，产生“政治衰败”。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恰当的法律方法

　　陈金钊在《山东社会科学》撰文认为，从我国现行的法制形势来看，我国的法制建设应奉行司法克制主义的理念——这是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司法理念，而对司法能动主义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在这一理念下对于法律方法论我们做如下选择：第一，重视法律发现方法，限制法官造法。法治的本质实际上是在经验范围内解决问题，立法者向社会输入的法律，实际上是经验的总结。成文法中虽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但也不像有些法学家所说法律解决不了任何案件，所以法官的主要任务不是创造法律，而是要针对具体案件发现法律。第二，重视文义解释方法，严格依法办事。第三，有条件地运用价值衡量方法，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必须进行充分论证。在以法治为旗帜的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只能运用有限的价值衡量方法。我们应该在法律明确的地方反对解释，在文义确定的地方认真落实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而对价值衡量方法的运用必须经认真的论证。第四，重视法律推理方法，补充法律文化中的逻辑因素。

　　“欧盟模式现代化”的启示

　　田德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撰文认为，我国与欧盟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维护本国的经济竞争力是重中之重。经济增长是保障国民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条件，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从这一前提出发。第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的政策，适合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再分配制度、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必要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体系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强调维护社会公正、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念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在这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其“社会模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同时获得“社会道义”与“竞争优势”，使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处于有利位置。第四，欧盟推进“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少具体做法，如通过“软压力”推行自己政策的“开放的协调方式”等，有其长处，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