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宋代之后官员冗滥现象越演越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了灾难。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状况极其突出，至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５０６０万，其开支也达到了５０６０万，国库竟然完全空虚。

　　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使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使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宋太宗至道三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的衙门，简直不堪负重。

　　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利，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又十分松弛疲软。官吏多必定衙门多，衙门多又必须官吏多。官吏的冗滥，为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卖官买官大开方便之门，“文官总爱钱，武官多怕死”，成了官场不可遏制的风气和规则。

　　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等有识之士就看出吏治弊端，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官员应当一律裁汰。庆历三年十月，为整顿吏治，淘汰冗官，朝廷决定逐路选拔转运使，不称职者一律罢免。在审核名单时，范仲淹将那些庸碌无能的转运使名字毫不留情地一笔勾掉，与范仲淹一同审核名单的富弼心有不忍，劝告道：“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接着新政还颁布了关于“厚农桑”和“减徭役”的诏令。但是这些法令都触犯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范仲淹、韩琦等人终被排挤出中央政权，推行不到一年的新政即被明令废黜。

　　在宋朝一代，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败坏，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连对辽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最后北宋终于被金国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