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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版: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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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名作《出师表》去留之争
“有偿问路”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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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需留钱!
“有偿问路”的是与非

中原网  日期: 2007-09-28  来源: 郑州日报  
他们不好意思了!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核心提示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类场景,既有诗意,又有人情。路人问路,随手告知,给人行方便,结果也必是与己方便。不过,近来在上海、北京等外来人口涌入较多的城市,有人却从中觅得商机,做起了“有偿问路”的生意,人们赞同者有之,非议者也不少。另一方面,上海等地最近也出现了不少“免费指路”的热心人。

  再平常不过的“问路”之举,还会引起种种争议,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城市公益行为的发展空间。

  

  此路非我开,但问路需留钱

  

  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钱兵向记者说了这么一件事:两个月前,他从安徽无为县来沪打工。出了火车站,面对如潮的人流和高楼,小钱几乎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他要去嘉定区南翔镇找表哥。表哥事先告诉他,坐822路公交车可以到那里。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一脸茫然的小钱接连问了好几个人哪里坐“822”,得到的回复都是“不知道”。

  随后有一个操着上海口音的人凑上来,说可以帮他带路,但因为“路很远”,所以要收10元“问路费”。思亲心切的小钱咬咬牙就答应了。小钱说,那人把他带出广场,向左转,绕了一大圈,又穿过一个公交车站回到了广场,接着再出广场又向右,走了大约一、二百步路,就到了822路车站。小钱递过20元钱,对方却不肯付还剩余的10元钱了,因为“10元是‘问路费’,另外10元是‘带路费’”,这时还见着两三个“帮手”也围了过来。人生地不熟的小钱只好自认倒霉。

  “坐车只要5元钱,问路、带路却要20元钱,真是岂有此理!”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然而一说起这件事小钱依然会愤愤不平。

  在上海火车站一带,“问路收钱”的人和那些倒卖车票的人一道被称为“黄牛”。上海市民高一村深知“黄牛”的“生意经”:“黄牛”宰外地人宰得很厉害,比如,把旅客带到地铁站买两张地铁票要收70元,指认一次公交车站站牌要收4元,如果要带到稍远点的公交车站站牌前就要收30元,如果他们把旅客带到长途汽车站,还可以按照票面价收取回扣。

  相对“规范”的行为是对问路收费实行“明码标价”。比如,有媒体报道,昆明有一报刊女摊主,在报刊亭前挂出“问路五角”的告示牌,实行“有偿问路”。

  去年7月,北京一条“向导问路热线”在试运行3个月后,正式开始收费,收费标准为每分钟1元,每咨询一个问题大约需要4分钟。自开通以后,日咨询量超过3000人次。但同时也是毁誉参半,之后的运作并不理想。

  据媒体报道,南京一书报亭摊主则因前来问路的人实在太多,“比买报纸的还多得多”,“忍无可忍”的他“愤然”挂出“本亭不问路”的招牌,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当“救星”的报摊主

  

  但是,同样是面对源源不断的问路人,上海地铁1号线黄陂南路站出口的一位报摊主杨松的做法就有些不同。

  杨松从湖南老家初到上海卖报时,对很多道路也不清楚,也曾有过许多愉快或不愉快的问路经历。他的报摊位于地铁口,行人中常会有人向他打听方向。如果知道,杨松一般都会“指点迷津”。看到一些问路者失望的表情后,他开始抽空到处查询、留意。一段时间后,杨松已将一些著名景点以及邻近的公交线路熟记于心。这样,“到我这里问路的基本上都不会失望。”他说。

  杨松还碰到过不少向他问路的外国人。他说,自己外语水平有限,碰到连“夹生汉语”都不会说的外国人,即使双方打手势,花好长时间也讲不清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有时不得不求助过路人,甚至要几个过路人“合力”才能解释清楚。

  如今,不少问路者已经将他当成了“活地图”,所问的地点除市中心的知名景点与重要马路、建筑物外,甚至还有一些郊区的地名与坐车方向。“但是我毕竟不是‘活地图’,不是上海交通与旅游的‘百科全书’呀。”碰到自己也不了解或者没把握的情况,杨松就翻开随身携带的《上海公交换乘指南》,查清楚了再告诉人家。

  他说,有时候问路的人比买报的人还多。最多的一天,他曾免费为两三百人指路。

  一位在黄陂南路站地铁口问路的人说,上海市中心道路太复杂,为了少走冤枉路,就喜欢找报摊的人问路,对不识路的外地人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救星”。

  杨松还考虑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一起参与免费指路。他说,他准备先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尝试,“每天以一两个小时为间隔,分成多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只要一两名志愿者就可以了。他们如果有空,只要愿意,就可以过来帮忙指路”。杨松打算,请周边写字楼里的公司组织白领,佩戴有公司名字和指路志愿者字样的标志到这里来指路。“对他们来说,既帮了别人的忙,又宣传了他们公司的形象,应该有人愿意的。”

  

  职业“指路员”

  

  这些天,和“黄牛”共存于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还有“正规”的“免费指路人”。记者看到,他们头戴红色帽子,穿着背后印有“文明指路,免费问询”字样的红色背心,散布在人群密集处,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帮助。

  这样的指路员一共有30位。这支队伍成立于今年8月份,陈耀祥就是他们的组长。他曾遇到过这样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上海打工,她带着孩子来沪探亲,下了火车才发现钱包被偷了,钱包里写有地址的字条也随之没了,只是依稀记得是闸北区的某个地方。老陈先给口渴的孩子买了饮料,然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给闸北区的各个工地,终于找到了她的丈夫。“那天光电话就打了几十个,话费花掉了10元多。”在老陈下班前,丈夫终于赶来把妻子和孩子接走了,两人不停地说着谢谢。

  老陈说,他们每天六点半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然后是第二组人来换班,一直到晚上六点半下班。“去莘庄怎么走?”“914路车怎么坐?”这一类问路是他们遇到最多的。他们每天要为上百位旅客、行人解答行路问题。他们身上还都携带一个牛皮纸本子,上面记着各条公交、地铁线路,从而能为每一位问路人提供最实惠的路线。

  老陈说他们的活儿“带有志愿者性质”,但也是一个职业:是一批四五十岁的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岗位,是政府解决“4050”群体就业问题的一种做法,他们可以从政府领到一定的津贴。

  据介绍,这些“免费指路人”的出现,首先是满足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期间公益服务的需要,但是客观上讲,在火车站等外来人口涌入的“窗口”单位提供这样的服务,小小举动,换得了人们普遍的真心称赞。

  

  “问路人”揭示城市公益发展空间

  

  陈耀祥说:“特奥会结束以后,我们的免费问路还会坚持下去,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为更多人服务,创造一个友好的环境。”

  杨松的一个报摊,每天会有上百人来问路。老陈的队员们,每天也会为数百人指明行路。老陈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道路复杂,就是本地居民也常找不到方向,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更是需要有人在他们“迷路”的时候帮一个忙。北京市的交通管理部门则对由外埠进京的驾驶员进行过大规模调研,近3000份的问卷分析表明,外埠驾驶员对北京道路不熟悉的占到总量的65.2%,明确表示需要免费指路服务的占总量的81.1%。

  专家指出,为人指路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正是这个细节折射了城市公益服务发展、存续的空间,以及政府努力培育这种公益行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公益行为的壮大有利于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研究生陈恩桃认为,“免费指路人”的出现,其可喜之处在于: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与之同步的是一种开放、和谐的公益精神正在萌芽、普及,“城市公民都应该有一种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政府也应该创造条件培育这种意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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