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了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诉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决定。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诉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这段引文可以生动地告诉读者，什么叫口述史。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带给内地读者的这种历史表述方式，日渐风靡读书界。从他的《李宗仁自传》《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人们发现历史竟可以这样口无遮拦地写，知道了深刻并不一定需要绕弯子、弄玄虚。

　　唐德刚笔下的张学良已九十高龄，仍性情未改。其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唐教授为了保证口述史不流于主观而趋向信史，故意引导“采访对象”多说身边细故，不谈国家兴亡。通篇用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保留了张氏的东北口音。

　　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决策背景”就这样在美国纽约的一间公寓里缓缓流出，唐德刚就是用这样不动声色的史笔体现着自己的史识，自成一家之言。

　　如果我们的命运不曾因为这决策而改变，我们本可以有心情饶有兴味地聆听那些传奇：一个二三十岁、“没有上司”的少帅，怎样仅凭自己的勇气或鲁莽改变了历史。

　　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３６岁，以后就没有了；从２１岁到３６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这１５年，也是张氏与中国命运紧紧纠缠的１５年。撰述者不想评说他笔下主人公的功过是非，只呈现真实，把分析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书中史实告诉我们，这位青年之所以能够改变国家命运，是因为他继承了奉军——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尽管那时民国已建立十余年，“共和深入人心”。时当中原大战之际，蒋、冯、阎的特使聚集沈阳，而身负巨万、出手豪阔的蒋介石特使许以重金，说服了张学良加入他们。

　　这就是撰述者唐德刚一再感叹的，以中国之大，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必然曲折复杂。暴力为王、父子相承、国事家事一体，这些体现东方政治传统的必然，都偶然地集中于张少帅一身。既然如此，谁又能断言，那些令人扼腕叹息的偶然不是一种必然？没有了张少帅，也许还会有李少帅、王少帅。

　　摘自《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