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８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１２月１４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回信责备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

　　之后（１９３７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执掌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１１月１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候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

　　即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不仅早在１９２７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做出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他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他说：“磨擦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鲁迅去世５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作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

　　时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担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１９６４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中回忆，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作品并不在内；但是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摘自《大众文摘》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