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真到沈阳来讲学了，下榻这家饭店。饭店从上到下都认为豪华客房主顾来也。一切服务“总统套房”级，到结账时，接待阎崇年者喜出望外：饭店老总埋单。

　　阎崇年多次遇到这类极不寻常的“寻常故事”。有一次，他到南亚一个国家讲演，相邻国家的观众闻讯坐飞机赶来，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为什么？只是为了要个阎先生签名！北京有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喜欢阎崇年的节目，进而喜欢阎崇年这个专家，关心阎崇年的健康。一定要拉阎老师去查体，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警惕的事儿？需要不需要用点儿保健方法，让老先生更加青春焕发？

　　多年枯坐书斋的书生阎崇年成了“腕儿”，成了“明星”。

　　“我很高兴做学术明星”

　　近来人们对“明星”学者多有微词。似乎学者成了明星就是不务正业，而明星就不该有学问。这算什么逻辑？

　　“明星”学者应对这类话语时也躲躲闪闪，似乎一跟“明星”沾上边，就不大光彩，回答记者们提问时，经常说“我主要还是在大学教学啊。”诸如此类。

　　想不到阎崇年面对“明星”问题，慷慨陈词！

　　济南签售前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阎老师，您怎么看待被称作‘学术明星’？”

　　阎崇年笑吟吟地回答：“我很感谢大家称我是‘学术明星’。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褒奖，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体育有明星，唱歌有明星，我们研究几十年学问，做个星还不行吗？老百姓追捧学术明星，总比追麻将强！”

　　好厉害的老爷子！

　　阎崇年还有句名言：“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

　　理直气壮！

　　阎崇年研究清史五十余年，真是皓首穷经！老了老了，突然红了，成星了，不行吗？几岁娃娃演电视剧能成星，十几岁娃娃当神童作家能成星，七十岁老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成星？

　　阎崇年老师签售时，我一直跟阎崇年夫人解志红坐在一边，乐呵呵地边看边聊。阎老师既然是我请来的，我全程地陪理所应当。而阎老师好几次很不过意地过来要求我离开，我说：我就乐意在这儿呆着！

　　山东记者跟我熟，见我来了，跑来采访：“马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回答：“我也是阎老师的粉丝啊。”

　　阎崇年的粉丝有个特殊称呼叫“年糕”。

　　这是百家讲坛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就像著名的歌星一样，好多主讲人都有“粉丝”。易中天的粉丝叫“易粉”或“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王立群的粉丝叫“群众”。粉丝们还在网上建立以主讲人命名的“吧”。

　　阎崇年在北京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最年长的八十岁，最年幼的九岁。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儿。阎崇年自己解释是：“男士喜欢看清宫的政权斗争；女士喜欢看清宫的后宫故事。”其实，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在铺天盖地的“戏说”之后，想听听“正说”。在图书市场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卖得很火，还出现各种盗版。

　　“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的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