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灯记》到《黄河》

　　钢琴伴唱《红灯记》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我想，钢琴毕竟不是主角，钢琴要想自己站住，一定要有一部自己的协奏曲。那时我们也曾写过很多作品，比如改编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文革”期间又写过《红旗渠》、《歌唱祖国》，但也许因为选材有问题，这些作品都没能站住。

　　改编《黄河》倒没有特别大的难度，《黄河》大合唱本身题材和写法就比较现代，不像改编《红灯记》跨度那么大。另外，这部作品本身也是久经考验的中国最优秀作品之一，家喻户晓，非常有生命力。它虽然诞生于抗战时期，蕴含的民族情感却可以跨越年代。

　　为了创作《黄河》，我们当年还去陕西、山西体验生活，在黄河边上体验当船夫拉纤背包，还记得黄河的水特别急，要摆渡过去跟拼了老命似的。这样的艰苦，我们实打实地体验了一个多月。这个经历对创作《黄河》确实有帮助。《黄河》的第一乐章都是那些经历的呈现，比如壶口瀑布、纤夫拉船等，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弹《黄河》，但有的人弹不出那种味道，在我看来就是没到过黄河，缺乏这种切身体验。

　　可以说，《黄河》第一次亮相就非常成功。尤其是１９７０年２月，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人大小礼堂审查我们节目，大家很激动，我记得在“保卫黄河”最后一段时候，鼓皮都被打破了。总理一直打拍子，最后他竟振臂高喊“星海复活了！”

　　我很小时候，周总理就听过我演奏，１９５６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我演奏了丁善德的《儿童组曲》，当时我还戴着红领巾，总理就记住我了。１９５９年，我回国时，他还记得我，他说：你应该１７岁了！总理特别喜欢《洪湖水，浪打浪》。他以前有个观点，认为钢琴没法民族化，听了我演奏的《农村新歌》、《洪湖水，浪打浪》等之后，他觉得钢琴民族化有希望了。

　　当年“五一”，《黄河》在民族文化宫公演，但那一次，还出了意外。

　　那次演出，第一个节目是我弹《红灯记》，弹到最后一段，我在台上突然把腰扭了，疼得脸煞白，根本不能动，站都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紧关上大幕，把我抬下来，本来下一个节目就是演《黄河》，怎么办？临时找人也不行，他们没有练过，不敢上。后来临时决定让《沙家浜》先上，把我拉到民族文化宫后面的邮电医院打麻药，拿绷带把我的腰整个缠起来。

　　１小时后，我回到舞台上，工作人员给我搞了一个有靠背的凳子，说如果不行，赶紧躺下去。乐队那天合作出奇的好，所有人都盯着我，害怕我出事儿，但我还是坚持下来，观众也知道我出了问题，演出结束后，他们的反应也特别热烈。演完后我被抬下去，３天都没起来。

　　从１９６８年钢琴伴唱《红灯记》，到钢琴协奏曲《黄河》出来，是我最“红”的时候。那时我都不敢上街，因为会被很多人认出来围着看。火柴盒、香烟盒、玻璃杯、毛巾上都有我和“李铁梅”的头像，还有专为此发行的邮票和明信片，甚至公共汽车上也有宣传画。很多老三届都说是在乡下看纪录片时认识我的，２０００年钢琴伴唱《红灯记》重演，一个老工人拿出了他当年收集的１０００多件宣传品，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还会有人悉心保存着这些记忆，虽然它们有着浓重的时代烙印。

　　《黄河》余韵

　　某种意义，我也是在探索钢琴民族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除了《黄河》，我们也曾尝试改编过很多中国古曲。当时花了很大力气改编的一部中国古典作品是《十面埋伏》，我们请了许多位琵琶专家到北海为我们演奏，有的年纪太大已不能弹了，我们就听他们以前的录音。像这种古曲，从隋朝就有，口传心授到今天，很多人会弹，但每人的谱子都不一样。因为以前的记谱都是工尺谱，很不规范。我们比较了各种版本，选取其中一版用五线谱来记，包括很多滑音，很多和弦，记得非常细致。再学习他们的劲头，我开始练《十面埋伏》，练得肩膀都僵住了，因为中国古典跟西洋乐器的表达方式毕竟不同，用的力不一样，很多人都不敢弹。一定要揣摩它的表达方式，它用琵琶这么弹，我用钢琴怎么表达，都需要悉心揣摩。刚开始，我让琵琶跟我一块弹，从早弹到晚，弹得手疼，但到后来就非常轻松。遗憾的是，最后审查时，《十面埋伏》没有通过，于会泳等认为“太现代了”。不过，现在却成了我在国外经常演的一个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