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写作者，都想出书。出了书，送朋友、送同事、送师长，能“送”的，基本上都是自费书。书印得少，每本书成本就高，书号费、排版费、制片费什么的一个子儿也少不了。一般情况下，１０００本起印。不少了，一包４０本的话，也得２５包。码在房子里，得占据一面墙。瞅着窝心，就得尽快处理掉。能够“走”进书店销售，自然求之不得。但书店势利，瞅着是自费书，心里就有些瞧不起，一般都婉言谢绝。若是熟人的，就收了，上了架，位置肯定委屈，但起码也叫“上市”了。至于卖掉卖不掉，作者也并不在意。在意也没用。其他上不了“市”的，就要送人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自费书”之称虽然不新鲜了，但毕竟文字这东西——你送人，再签了名，别人不说如获至宝，受宠若惊，表情和态度也是很恭敬的。作者或作家就有了不薄的面子。好看。受用。况且，那时能自费出本书，也是经济实力的体现。１９９８年我出散文集时，书号费、印刷费总计掏了一万七千元。印数为３０００册。没钱，书号的钱是借的，印刷费是欠的。要想靠每月三四百元的工资还账，气得累断。危难之中，到处去售书。那时文学的环境真好，大中院校同学们中崇尚文学者大有人在。记得在一所卫校讲完课，现场卖了３００本。算是奇迹。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书除了送人的，基本上都卖掉了。还了账，还有点盈余。

　　公费书（非掌权者用公款出书）不需要作者操心。但出版社一般给十几本样书。想多多地送人，从出版社或新华书店买。除非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师长，一般人也就不会买了书再送人。要是人问起，就谦虚地说，书店有卖的，要不您去买一本？这话有点伤人的面子，但同时也给自己挣了面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图一头吧。２００４年我出了一本小说，是公费的。手里没书，自己到书店买。深圳、广州的书店、书城，我都去买过。它们进货都不多，三五十本。我买回来再送人，有点舍不得，但没办法。幸好定价一本不过十几块钱。一位朋友的书也是公费出版的，洋洋三十几万言，定价三十多元，他送给人书就特别谨慎，那不是送书，是送钱。作者活到送钱的分上，可不容易。

　　说的都是真书。

　　可我突然发现，现在假书随处可见了。一些朋友送集子给我，我认真地看了，有时也认真地写书评，算是一种心灵的回应。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上网可查书之真伪，我闲着，就查了，先查自己的，属实（我的几本书都是一书一号，从出版社办的手续），再查一些书，就有假的。有一本杂文集，查的结果是“高考辅导图书”，有一本散文集，标注的是此出版社，却是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的另外的书。查了大概十几本，假书有六七本之多。有一套由某作家协会主编由“某某出版社”出的一套丛书，居然也是假的。假之症状是：书名、出版社、出版日期、作者署名等等不符。或者张冠李戴、或者鱼目混珠、或者偷梁换柱。总之，风马牛不相及，让人啼笑皆非。

　　导致假书产生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种，一种是作者心知肚明，管他真的假的，就为了出本书，钱能省则省，能少则少；一种是作者不清楚，书号由外人“中转”而来，而这外人是怎么搞到“书号”的，就是个谜了；一种是个别出版社的编辑背离职业道德，把用过的书号又“给”了作者。也许还有别种情况，我自是无从知晓。

　　有人说，现在作者自费出的一些书，别的用途谈不上，仅是个“名片”而已。书上有作者简介、照片、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还有作品。比起真正的名片来，自是直观得多。话非褒非贬，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者出书或者为了装点门面、或者为了晋升职称、或者为了评个奖励、或者为了体现学养、或者为了一己心愿，都不足为奇。人们也都能理解作者的不易和艰难。但对于假书，我们不该同情。若是作者被动造假，该理直气壮地讨要说法；若是作者主动造假——这和文人的品质就相差甚远了，有句粗俗不堪的话，我实在不想说，大概是“牌坊”之类。更不要说有些人拿着假书评了职称、获了奖、得到其他实惠，那真是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