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４月出生的陈兆丰，在任安徽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招标、职务提拔、工作调动、办理入编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百万元。其中，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地干部１１０多人，涉案金额１５０余万。（１２月１０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去年陈兆丰已被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和非法所得，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此案所以会余音绕梁至今热议，盖因仅安徽一省，近年腐败落马的县委书记就有一十八人，足见教训深刻不能不查。事实也是，定远县委组织部课题调研组，也在事后深入分析了陈兆丰犯罪的各种原因。在其提交的课题报告中，指出对在任县委书记的监督，存在着“上级难监督、下级监督难”的不力问题。至于来自群众的监督，由于参与推荐、考察、酝酿、决定的只是少数部门和少数个人，群众根本无法了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只能被动接受选拔任用的结果，监督成了“有心无力、无从下手”——正是这些原因，才成就了卖官发生的条件。

　　有句经典的话说，狗为什么舔鸡巴，因为它能。套用这句话的逻辑，贪官所以要贪，也是因为他能。既如此，想要杜绝卖官鬻爵，就要设法斩断卖官的通道，使卖官由“可能”变成“不能”。唯如此，才能对官场的“零卖官”心怀期许。否则，任何教育、党性、决心、表态，都是不可靠的。

　　现实的问题是，尽管中央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但这些文件，只是对干部选拔任用条件、程序、纪律作了“原则性”的要求，而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动议、提名、考察对象的确定、酝酿的程序、讨论决定时的表决方式等，都缺乏“强制性”的规定。亦因此，县委书记想在用人上搞什么不正之风，就有极大的“空子”可钻。

　　由此看来，堵住“空子”乃是我们应当解决的当务之急。可不能否认，在这一方面，我们往往智慧低下、设计失灵、方法欠缺、效果不佳。所以应当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比如，干部任免由上级组织无记名票决；异地交叉考核；严禁一把手“钦点”干部；等等。我并且建议，不妨“请教”身陷囹圄的腐败分子，他们最清楚制度的软肋何在。由他们开出的“方子”，没准“药效”最好。         雷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