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获得过３５个名誉博士学位，但是他说，他的这些名誉博士加起来，也比不上罗尔纲一本薄薄的《师门五年记》带给他的光荣。

　　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缘起：１９３０年初夏，罗尔纲即将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想找一处地方研究历史，他给校长胡适写信，请求帮助。胡适斟酌再三，答复说：“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少。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

　　有此良机，罗尔纲自是欢喜不迭。就这样，他进了胡适在上海的家门。半年后，又随胡适迁居北平，并在胡适的安排下，进北大研究院考古室工作。胡适名满天下，然而世人眼中的胡适，大抵是舞台人物的造型，或多或少，都带有表演、作秀的味道。罗尔纲不然，他对胡适的观察了解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细微的、坦白的、全然不加粉饰的，这就和一般习见的传记大相径庭，大异其趣。试举一例：罗尔纲出身贫寒，初入师门，担任抄写员，面对胡府川流不息的名士，不免产生自卑。胡适善解人意，据罗尔纲记述：“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这里说的是慈，更有严。１９３５年春，罗尔纲为《大公报》作书评《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胡适读后，感到立论不够工稳，当面教训罗说：“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又，１９３６年夏，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发表短论《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见后，非常生气，随即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责备：“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你常作文，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是量身打造、一丝不苟的。罗尔纲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还是助理。１９３６年春，机会来了：清华文学史学系主任教授蒋廷黻将出任驻苏联大使，蒋十分欣赏罗尔纲的才华，推荐他接任自己教授的中国近代史课。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胡适却不放罗尔纲去清华。罗尔纲大惑不解，对胡适也产生了离心，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又联系了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一天，罗尔纲前往久未登门的胡府，打算作最后的告别。胡适恳切地对他说：“尔纲你生气了，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稍停，胡适又说：“我现在为你着想，还是留北大好，两处都不要去。你到别的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如此推心置腹，如此细致入微。听了胡适的解释，罗尔纲彻底明白了恩师的良苦用心。

　　胡适少年得志，名满天下，他的３５个名誉博士学位，就是证明。但“名”这玩意，有用，也有限。举个例说，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胡适担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其间送上门来的博士头衔，就有２７个之多。而同是这个胡适，同是生活在美利坚，１９４９年后，只因他的身份从大使沦为难民，那么多的博士证书也没能为他换来一个教席，最后只能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谋一个中文部的管理员。胡适经此沧桑炎凉，愈加珍重昔日学生罗尔纲授予他的这枚特殊“勋章”——也就是《师门五年记》带给他的温暖。罗尔纲此书写于１９４３年，仅三万字，因为种种变故，始终未能正式出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胡适六十八岁生日前夕，他决计自掏腰包把它印刷出来，作为生日礼品，赠给前来贺寿的每一位客人。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天，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胡适宴请“中研院”院士时，也送了每位客人一本。那天，宴席刚散，胡适站在大堂送客，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呜呼，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遂成了胡适留给世人的最后的馈赠。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