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在《贵州社会科学》撰文指出，作为人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价值观，既是文化的核心，又是安身立命之本。随着以和谐为指向的经济、社会和文明的转型，要求价值观也必须相应转到和谐的轨道上来，确立基于和谐的价值观。所谓和谐价值观，就是基于和谐并以和谐为介质的价值视阈和价值取向，是为履行和谐使命而内生的永恒行为准则。和谐的理念、哲学的智慧和美学的飘逸，是和谐价值观的三个鲜明特征，彰显了人类存在真善美。

　　生态文明：

　　和谐社会的第四乐章

　　傅治平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撰文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三大乐章。那么，在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里，生态文明将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第四乐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面对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困境，倡导生态文明是人类做出的一次理性抉择。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与和谐相辅相成，和谐一旦构成，生态亦在其中，没有生态，就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王志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撰文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持存。而所谓人类的持存，无非是指“后代人”的持存。因此，科学发展观应该把后代人作为伦理主体，纳入当代人类的伦理法则之中。这就是“发展伦理学”。“何谓发展”是发展观的核心问题。而确立一种发展观，则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由于传统发展观对经济学原则的独断依恋，必然导致人的物化。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传统发展观对伦理基础的遗忘，造成了我们的时代的“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新的针对性，这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能够在一种新的伦理主体结构的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意义所在。换句话说，必须把历时性时间视野中的后代人拓展为平等的伦理主体，才能促成新的“伦理效应”。这或许是当代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

　　知识经济的就业新特征

　　张秋山、赵倩、李宏亮在《经济管理》撰文认为，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更新、发展、传播以及应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效益优化的必要条件，无论是生产知识的部门（科教文化部门）还是消费知识的部门（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其生产和发展都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与之相适应。在传统的第一、二产业中，自动化、机械化的生产设备对普通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工农业中高新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在人们的旧有观念中，往往把第三产业看成是低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市场，在此有必要对第三产业进行细分，它主要包括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且就业量大的行业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因此第三产业也是汇聚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重要领域，在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第三产业的就业人群也会越来越向着高水平、高素质的方向发展。而非正规就业正日益成为知识经济下的重要就业方式。因为从非正规就业的几种具体形式看，其意义已不仅仅在于最初解决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低水平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它同时也是企业为了应对变化的市场需求而必然做出的用工选择，是在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矛盾面前，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决策和行为的综合作用结果。

　　新农村建设要塑造新农民

　　孙鸿志在《行政与法》撰文指出，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问题，政府扮演引擎点火者的角色，需要对农村大量投入和政策支持；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而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政府和农民也会孤掌难鸣。由于农民的主体意识不强，还存在等、靠、要的心理。另外，农民文化水平低，限制其开放思维和多种经营发展。而且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束缚在农业上，思想还不够解放。要想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就要不断增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塑造新型农民。农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农民的观察能力、应变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竞争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总和。这是农民适应市场竞争，进行开拓创新的综合素质的体现，是农民主体地位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保证。提高农民素质，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先进带动、社会参与等措施，使农民主动学科学、学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