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阻，不得不住院治疗，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寅恪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陈寅恪治学态度向来严谨，绝不哗众取宠。

　　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陈寅恪在清华上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第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而且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是不拒绝。

　　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让低年级的学生听他的课，自然是难以消受！”

　　陈寅恪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弟子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弟子也是如此。”

　　学生也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蒋天枢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１９６７年条下记载：

　　本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也正是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嘉乾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摘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而陈寅恪则敢于在“大鸣大放”的年代说出如“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之类的话。

　　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云祥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阻，不得不住院治疗，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寅恪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摘自《风雅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