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日，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２月１９日《新快报》)

　　看病难不难，贵不贵，底层百姓最有发言权。看病难，看病贵在高层当中亦是共识，就连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在全国两会上也曾深恶痛绝地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保持这种逻辑关系，不正说明在中国看病贵吗？看病贵的背后隐匿着制度因素，这是显然。基于此，就更需要进行彻底的医疗体制改革。但是，在医改尚未真正启动之际，看病难、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

　　曾其毅把看病难、看病贵扯到国人的价值观，是打错了靶子。请问，有谁能买得了汽车，有多少人能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而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事实上，认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的人往往不是买得起汽车的人。同时，我们看到，即便腰缠万贯者、家道殷实者，也同样感叹看病贵，其看病经历也同样凸显看病难。

　　在公民发言时代，谁都有说话的权利。探求曾先生的身份，就会对曾先生的言论表示了基本的“理解”。曾先生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这种角色定位势必决定了他的发言具有强烈的利益集团色彩。应该说，在利益博弈时代，出现此类情况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他们必然要利用身份、利用职务维护自身利益。

　　学者孙立平认为，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基本常识的现实语境下，我们所需应对的是，当一些官员利用自身力量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损害公共利益，扭曲改革时，普通无发言权的公民该怎么办？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