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日，《昆明日报》用４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５区、１市、８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据报道，此事成为当天开幕的昆明市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许多委员认为这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但也有委员认为，这一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机关和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

　　政府机关以及政府官员的设置，恰恰就是为社会及公众解决“麻烦”的，自然不能害怕“麻烦”。因此那种担心因公布官员联系电话而招致负面影响的顾虑，大可不必。而且出于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即使是对官员个人产生一些麻烦，也是必要的“领导成本”。何况，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专号受到抢购这种现象本身，也表明市民对公布之举的深以为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官员与民众互动的资源仍然十分稀缺的情形下，昆明的公布官员联系电话之举，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弥补与沟通。

　　这样一种“官”“民”互动资源匮乏的事实，是必须看到的。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卖出好价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信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的“饥渴”表现，也是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这也表明，除了电话或信箱这种日常联络工具之外，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及框架内，政府与民众之间仍缺乏有效互动的制度设计。

　　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我们有人大代表，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促进官员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功能，甚至出现了在广东省两会上人大代表尖锐发言屡遭打断的尴尬场面。我们也有不少媒体，但因为种种原因，它们也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功能。我们还有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但权力至上的倨傲和衙门作风的泛滥，却造成了有门难进的局面。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想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质疑，昆明这种过分依赖或看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设置，假设公众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以解决，那么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的电话都无关宏旨。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于沟通无碍的想象，对于通畅的对话机制的渴求。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一纸风行”所寓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政府与民众之间这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这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启迪“官智”。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