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１６日，《昆明日报》用４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５区、１市、８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但在工作电话公布后的首个工作日，即１８日，记者们随机拨打了部分电话，除了部分忙音之外，不同领导电话的接通率存在巨额差别。

　　《东方早报》的记者总共拨了５部电话，结果拨通了４部，接通率８０％，不过他们拨的对象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昆明市长张祖林、昆明市委副书记杨远翔、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海文达、昆明市委宣传部长张红苹。而《重庆晨报》在上班时段总共拨打有关部门３５个副局长的电话，结果仅１３名副局长接听电话，接通率却只有３７％。

　　一起公布的领导干部的电话，同是在工作时间拨打的，为什么接通率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昆明市今后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对比接通率的差别，我们发现越是高层领导干部，电话接通率越高；越是基层干部，电话接通率越低。这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领导干部对公布工作电话的做法还没有统一认识，有的思想上接受了这种做法，有的还存在抵触情绪；第二，不同层次的领导干部对公布工作电话的重视程度不一样，高层领导往往是下决心推动这项工作，并带头示范，而基层干部却还没有充分重视；第三，昆明市委、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接通率的差别也说明《通知》的执行打了折扣，政令还未完全通畅。

　　基层领导干部工作电话的接通率较低又说明了什么呢？除了重视程度不够之外，可能还说明两点，一是可能证实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正中歪下乱来”的传言，基层对上面文件、通知、精神的执行不力，或者应付了事；二是可能说明基层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好，不敢面对朴实的群众，“工作做到家，就不怕人骚扰”，不敢接电话，多数恐怕还是自己心虚。

　　昆明市委、市政府很有决心，“电话号码的公布还只是政府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也希望，其他地方可以向昆明学习学习，也来推进这项为民便民的工作。     叶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