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当时没有《公司法》，做生意本身就会被当成“投机倒把”抓起来，所谓投机倒把就是做买卖，华远的任志强就曾因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投机倒把”，今天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可当时就是个罪，后来新《刑法》就没这个罪了。再比如，当初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公司法》，怎么判他出资不实？本来那个时候也没有国有资产管理的那些政策和法规，怎么能说侵不侵占啊！如果不尊重民营企业这个发展历史，就这个问题揪住不放，怎能促进改革开放呢？

　　这一争论到２００６年末达到了白热化。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的否定。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面说，政府不主动扩大“原罪”的争论。所以目前“原罪”问题就不讨论了，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不了了之。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企业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要坚持我们曾经提过的“四化”，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用这个“四化”使你的自有资本金得到充实，同时让公司在一个专业领域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再培养一个好的团队，然后认真地经营企业，坚持在本土市场成为强者。我坚信，只要按照这“四化”走，“原罪”的绳结就可以解开。

　　另一方面，我觉得所有的所谓“原罪”，如果是原始积累那一段，特别是在《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很多法律出来以前的那些事情，到现在法律上追诉期都过了，也就是说当时就算是有罪，现在追诉期也过了。今天即使想给他定罪，从法律上讲也不太可能，因为１９９３年以前连《公司法》都没有，说他抽逃资本金，他抽逃什么？按照现在的《公司法》，抽逃资本金最多判５年，追诉时效也就５年，所以今年还要说１９９３年以前他有“原罪”，抽逃资本金，当时顶多也就判他５年，何况此事早就过去了。所以不了了之最好，因为不了了之就是依法办事嘛！

　　另外，凡是追诉期没有过的，那么按照今天的法律，谁撞到了，那就逮谁，也不用赦免，就当“现罪”而不是“原罪”去惩办好了。比如有人有合同欺诈的嫌疑，按照今天的办法，只要有人起诉就得办。有人起诉，那说明你不是惹的国家，你是欠了别人，有人追你一直追到今天，法院该受理的就受理，按程序依法追究。总之，没过追诉期的，和其他任何犯罪一样，有人起诉法院才受理。这个对国家来说就叫做依法办事。

　　历史的天空

　　面对“原罪”的纷扰，实际上需要一种历史的大智慧，要从一个更长远和更宽广的视野来看。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财产的腾挪或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只有三种形式。一种就是战争和暴力，比如共产党从１９２１年成立起与国民党打到１９４９年，２８年的斗争，中间还有抗战，死了几千万人，才把私人财产从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即四大家族手里，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来，从私有变成了公有和国有。这是一种财产转移的方式。

　　第二种方法，是意外的馈赠。比如欧洲的小公国的国王互相赠送，乞力马扎罗就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送给法国人做生日礼物的。

　　第三种财产转移方式，就是通过市场和交易，通过民间千百个分散的行为，合理却不合法的，合法却不合理的，或者合理又合法的，慢慢这么倒腾。

　　用第一种方法，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２８年仗，使得官僚资本转移到党和国家手中。我们现在又是个２８年，改革开放，做买卖，通过市场和交易的方法把一部分财产倒腾到民间的无数多的私人手里，而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产和公共利益也大大增值，国有资产最近几年增长的速度不比民间的资产增长得慢。显然，这是一种最成功的双赢的办法，也许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所谓“原罪”。如果我们从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开始，连这个所谓的“原罪”都不能容忍，那我们永远不可能完成这种财产的历史性的转移过程，也建立不了市场经济，更不可能出现私人产权制度带来的竞争和市场。

　　我们经过２８年，靠一代人的时间，实际上已逐渐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