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军队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对此非常着急他不仅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还于 １８５１年５月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奏折。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见马东玉《曾国藩本传·六为国藩篱》辽宁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其实“恶直而好谀”与其说是养成的习性不如说是天性。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见《广州日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１日每日闲情版《妙语得升迁》)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老曾不是不好谀而是“不好”谀即不容易谀。要谀曾国藩不能谀得太俗得巧妙得不露痕迹即如扬州这位后生。

　　由此看来谀确实有个“水平”问题。谀曾国藩这类人咋着也得是硕士乃至博士、博士后的水平。

　　实在说我这种性情中的俗人、凡人不似曾大人那样思想境界高是非常好谀的可是即便我满大街地吆喝以谀求谀恐怕也不会有谁来对牛弹琴吧

　　人家老曾“不好”谀谀者摩肩接踵我好谀可空无一人。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谀有个特点专找大目标且非常自信没有它办不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