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登封的古树名木，不由就想起了嵩阳书院阅世五千岁，依然顽强地吐着新绿的将军柏，但登封的古树名木不只有将军柏，记录在册的还有数十种数百株，不啻为一道壮丽的风景。当你游览着中岳胜景，忽然间望见了那魁伟的雄姿，你肯定会惊叹一声，会给你的游程增添几多兴致。

　　登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气候适宜，属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型气候，对森林的繁衍和发展有着优越的条件。据各方面的记载证实，在上古时期，嵩山地区就已经是林木葱茏，树荫蔽天的景象了。在县志上，４０００多年前的夏禹时期，就有“焚烧山林，畜禽逃匿”的记载。明宣宗宣德元年，周述游崇福宫曾发出“林深从者迷失道，往返数次始达宫”的感叹。嵩阳书院的原始柏在公元前就“数人难围”。森林的发展，不仅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木材和林业产品，在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勤劳的登封人民就有爱林、育林和植树造林的传统习惯。在历代人民群众的辛勤种植和辛苦经营下，不少的树木得以繁茂地生长和保存下来。尤其是佛道儒三教的逐渐兴起，寺庙宫观等建筑物的兴建，僧道人在建筑物内外引进栽植了大量的树木和稀有树种，为这些建筑物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和观赏价值。唐时有蜀僧法藏来竹林寺下书，入寺前登逍遥台远望：“深竹茂林，无人可问……乔木参天，了不知寺所在。”另据史料记载，嵩山地区仅寺庙宫观内营造的林木计有１５００亩，加上院外所植的树木和小片林木，足有５０００余亩。从这些记载看，即可知那时嵩山地区森林茂密的景象了。

　　然而，据明代登封《县志》记载：菩提树原产于昆仑山，由少林寺创始人跋陀传入登封；贝多树，从印度传入我国，四季常青，一年开三次花，树高可达二十多米。嵩山原有四棵，现已无此树。又载：“至正十二年，建观（白鹤观）前有古松一棵，明末尤存焉。”这些树是如何毁掉的，尚不得知。如今听来真叫人心生怜惜。

　　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古代寺庙的林木的确是命运多舛，横祸连连。据说，不少林木皆毁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登封县林业志》记载，寺庙林木被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清至民国初年，中国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封建神权观念日趋淡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天子游幸封禅、王公卿士游晏、隐士修仙成佛的时代大势已去，寺庙经营自然从兴盛走向没落，其僧道出走，房屋失修倒塌，任人樵采、放牧，林木自然被毁。二是当时战火纷飞，火灾频发。１９２８年军伐石友三攻开轩辕关，一怒之下放火焚烧了少林寺，致使数棵古柏、秦槐、菩提树等被毁于一旦。１９４４年，日本侵略军攻入登封，放火烧毁了许多寺庙林木。另外，被驱赶逃往深山的人们引火做饭取暖，也时时引起火灾。据说，清凉寺、二仙洞、老君洞等寺庙附近的林木就毁于此。

　　据初步调查统计，登封现有的古树名木有６７９株，其中树龄在千年至三千年以上的（唐以前）有４５０株；百年至一千年的（宋以后）的有２２９株。主要分布在少林寺、中岳庙、会善寺、嵩岳寺、法王寺或其他地方。树种有常绿针叶树、侧柏、桧柏、常绿阔叶树女贞。落叶树有银杏、国槐、梧桐、皂夹、杨树、檞栎、核桃、娑罗树、柿树等，共有２０多个品种。另外，还有木瓜、百日红、桂花、君迁子、女贞、麻栎、黄连等，满登封就只有那么一棵，无疑显得就更加珍贵了。

　　对这些古树名木，我真正领略过它们那雄伟的风采：高峻挺拔，伞盖蔽天，威风凛凛。那嵩阳书院内“数人难围”的被汉武帝叹其大而封为“大将军”、“二将军”的原始柏自不必说，那少林寺内由秦代秦松所植的，在宋时被封为“五品”的国槐也不必说。但法王寺内排序为登法５号，植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的古银杏树就让人感叹不已了。它树高２７．７米，树干高５．３米，胸径１．６８米，冠幅东西１９米，南北２１米。看着那挺拔伟岸的身躯，难道你不认为它就是伟丈夫吗！

　　登封的古树名木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也有着绝妙的艺术观赏价值。比如，中岳庙里的古柏，那龙钟的躯体和枝干上造化出许多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形象来，颇耐人寻味。有“卧羊柏”、“凤尾柏”、“荷花柏”、“狮子柏”、“猴柏”、“鹿柏”等。站在某一个角度去观看，就会呈现出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形象来。另有一株“盘龙柏”，通体造型极其美丽，在螺旋形的树干上，拧出数枝粗大的支干，又从东侧支干的树杈中伸出几条浑圆弯曲的支干来，宛若数条长龙盘绕，各自昂头伸向高空，形象极其逼真。还有一株“凌霄柏”，树基处有一株鸡蛋粗细的凌霄树藤缠绕于柏树之上，每逢夏秋季节，翠绿的柏树上，挂满了金色的凌霄花，成为庙内的一处绝妙的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