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架构是如何设置的？一部法律怎么诞生？议案和建议有何区别？某机构的一次调查表明，竟然有些人大代表回答不出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履行人大代表的权力与职责。

　　中国的人大代表可能是某个领域里的行家里手，可能是全国劳模，但并不等于他具备了参政议政的能力，人大代表在过去的年代里，更多是一种荣誉和象征。

　　政治技艺还得在积极地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习得，否则代表十三亿人民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洞察公众利益、将民众的诉求转换成立法、预算、政策等，将成为奢谈。

　　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准职业社会活动家的出现，尽管他们遭受到各种阻碍与艰难，但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的普遍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些努力还显得零散，但民众政治家意识的觉醒及在更大范围内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是可期的愿景。

　　人大代表应具备三项政治技艺：洞察公众利益何在；将民众的诉求，转换成立法草案、预算、政策等；利用民主政治的活动空间，进行游说，尽可能使这些草案变成真正的法律、预算和政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宪制的核心所在，也是民主政治的枢纽。

　　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及闭会之后，全力履行自己作为民主、民众的政治家的角色，推动政治性质的辩论、审议、决策过程之发育、完善，乃是完善人大制度的关键所在。

　　当下中国治理体系存在一个不足：各层级政府中没有明确的政治部门，缺乏必要的政治审议程序。

　　尽管执政党反复强调政治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党各级官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角色却高度行政化。从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身上，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行政化倾向。在现在的任上及以前在宿迁市委书记任上，仇和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日常行政，尤其是围绕着实现经济建设的目标具体指挥各行政部门的工作。

　　但是，优良的治理离不开政治。所谓“政治”，就是通过公共辩论过程，对权力的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尤其是其所需要利用的资源进行界定，并对这种权力行使的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和监督，使权力的运行始终符合公共利益。

　　立法、编制预算、确定重大政策的原则，都属于政治的范畴。

　　这样的政治是先于、高于行政活动。没有事先的政治决策，行政部门埋头行使权力，很可能偏离民众的需求；由行政部门自行决定如何获得、怎样使用公共资源，更有可能损害民众的利益。

　　那么，当下中国的制度框架中，执政党当然是最重要的政治部门，也理应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此之外，各级人大就是最重要的政治部门了。

　　检视宪法及关于全国人大、地方人大的组织法，就会发现，法律给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安排的角色，主要是政治性质的。据此可以说，各级人大代表就是相应层级的政治的主角，主要应当扮演人民的政治家的角色。

　　人大代表作为民众的政治家，要有效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及他对民众的责任，需要具备三项政治技艺：首先，理解民众对公共服务、公共品的需求，或者说，有能力洞察公众利益何在——民主制度要求政府施政的目标必须瞄准公共利益，而民主又预设了各个人、各个群体的利益是平等的，因而，政府究竟要干什么，是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人代会。人代会为权力所确定的目标是否真的代表了公共利益，取决于人大代表是否准确地发现了民众的诉求。人大代表为此需要借助各种程序来了解民众。

　　其次，人大代表应当有能力将自己所发现的民众的诉求，转换成立法草案、预算、政策、人事安排构想，以备提交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的职责不是把民众的诉求原封不动地拿到人代会上说一通，提点意见、建议就了事了——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咨询机关；人大是承担立法、决策职能的机构，而不是仅供发议论的场所。人大将就哪些问题决策，取决于人大代表为人大提出了哪些预备性文件，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立法、决策程序。这些文件需要反映民意，但同时也需要具备必要的法律与政策理性。

　　这还没有完。人大代表要对民众尽责，还需要具备另外一项技能，即在每年的人代会上使自己的这些草案、设想进入立法、审议程序，并利用民主政治的活动空间，进行游说，尽可能使之变成真正的法律、预算、政策。

　　这样的技能要求或许有点高，尤其是对于当下尚属业余的各级人大代表来说。但是，如果人大确实是民主政治的枢纽，那么，从完善民主政治的角度看，人大代表就理应向这个方向发展。

　　唯有当人大代表普遍、或者哪怕有若干数量的人大代表具有这几项能力，且愿意发挥这几种能力，人大代表才能够扮演好民众的政治家的角色。

　　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人大代表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这些政治技能，并程度不等地在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中运用这种技能。

　　有些人大代表采取设立人大代表办公室、雇佣助手等办法，强化与选民的沟通；有些人大代表尝试与专家学者合作，就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起草立法草案；还有的人大代表则在会前会后积极奔走，推动立法进入人大或常委会立法程序。

　　这些努力还比较零散，但却显示了其政治家意识的觉醒，显示了其对选民、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精神。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