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曾国藩采取恩威并重的方法，公开支持一些曾国藩不和的地方大员，对左宗棠、李鸿章等积极扶持，想以他们来分曾之权。

　　曾国藩想保留自己的影响力，采取“裁湘留淮”的策略，这使李鸿章的实力和地位顿时提高。

　　这一时期北方的捻军仍在活动。朝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镇压捻军，由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之职。

　　由于湘军已经裁撤不少，镇压捻军明显兵力不够，李鸿章主动提出，调拨淮军精兵供曾国藩调遣。李鸿章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曾国藩缺兵少将之急，使其能尽快赶赴前线，同时，自己也可以顺利赴任，而且朝廷也会认为他顾全大局，可谓一箭三雕。

　　然而，几个月后，曾国藩剿捻颇不顺利。捻军部分主力西进河南，且有再往西行的动向，但曾部已无力西顾。清廷唯恐捻军西进与西北起义军汇合，于是在１８６５年深秋，急命李鸿章率领以洋枪洋炮装备的杨鼎勋部赶赴河南，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

　　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两江之地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系淮系的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所以，在慈禧垂帘听政后甚得恩宠，官运亨通。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实权。此项决定，朝廷也是一举两得。

　　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联手抵制。

　　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南剿捻。此时，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不愿领受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慈禧亲信吴棠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国藩想办法，同时提出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所以，表示“此非鸿章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国藩：“欲国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青云直上经，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

　　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国藩写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自己能与曾对调，曾仍回两江总督任上；虽然曾国藩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捻，会有贪恋两江部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很明显，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系、淮系对两江地盘的控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鸿章上奏陈述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国藩坚决表示不愿回任，两人无法“对调”。结果，清廷只能维持现状，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曾国藩后来剿捻依然不力，清廷于１８６６年底，再次命令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出任剿捻主帅，同时，又不得不依李鸿章奏请，让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而这正是一年前李鸿章提出的曾、李对调策略。

　　由于联手抵制，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晚清政治格局中“地方”势力的崛起。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