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非法集资案的主角都是女性，身为农妇、小商人的她们却有着如簧之舌，暴利、高回报的拙劣伎俩引诱人们跌入无底深渊。如何引导民间资本找到市场化出口，已成为监管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

　　“８０后”的“东阳富姐”吴英，出手阔绰，一掷万金，更有其资本来自走私、贩毒、卖军火、继承南亚某国军阀遗产等传言，使得这个原本普通的小女子声名鹊起。今年年初，她却被东阳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７．２亿余元起诉，随之撼动了浙江东阳乃至全国的神经。

　　一个月后，无独有偶，曾经是安庆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千万富姐杨庆红，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被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以非法集资判处无期徒刑。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仅相隔半个月，３月２１日，绰号“小姑娘”的浙江丽水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因非法集资７亿元，被判处死刑。

　　不到两个月，全国三个名震一时的富姐先后倒下了，为何作为农妇、小老板的她们，能一夜暴富，身家过亿？短时间内，何以能非法集资数亿元？凭借的是美貌、过人的智慧，还是非常的手段？非法集资这一刀尖上的“资本之舞”，为何长盛不衰？

　　“小姑娘”不简单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环境造就性格，三个富姐有着惊人的相似，也许因此就注定了她们与众不同的人生。

　　三人中，４３岁的杜益敏可算老大了，她出生在浙江丽水缙云县。据说杜益敏的妈妈是上海人，上海人管女孩叫“小姑娘”，所以“小姑娘”成了大家对年过四十的杜益敏的称呼。因为生活在农村，“小姑娘”养成了勤奋、能吃苦耐劳的品质，由于在社会摸爬滚打早，造就了她三寸不烂之舌和过人胆识。

　　而安庆市鸿顺农业综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庆红，４１岁，三人中排行老二，也出生农村，中技毕业后，提前进入了社会。

　　至于“８０后”的吴英，虽然与前者存在年龄上的差距，但生活环境却极其相似。吴英于１９８１年５月出生在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吴的父亲曾是一个包工头，母亲在家务农。据村里人说，她和姑姑学习美容美发，并在东阳开了一家美容院，靠羊胎素赚了第一桶金。在发家史上，她与“小姑娘”如出一辙。

　　当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缺乏资金保值增值渠道。而在浙江义乌，乃至丽水、温州、台州等地，人们对民间融资并不陌生，甚至相当热衷。根据公开的资料，浙江的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从那时开始，很多中小企业大都通过民间融资获得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很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在２００６年，丽水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丽水企业自筹资金数量竟然是国内银行贷款数量的３倍还多。

　　一边是民众急需向外投资获取一定回报，一边是企业生产极缺资金需要大量集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吴英、杨庆红、杜益敏等站了出来，充当起两者的“中间人”。

　　如出一辙的障眼法

　　先以高额利益回报诱惑小市民、村民，再用后账还前账，树立信誉品牌，然后设立空壳公司，利用合法外衣，进一步扩大集资。三个富姐的集资手段，在如今看来，有些模式化和简单，但当时效果却相当不错。

　　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６年，一个绰号“小姑娘”的美容院女老板在丽水风云一时，数百上千人想拿到高额利息，争先恐后借钱给她。此人正是杜益敏，“其实，不少人连‘小姑娘’的面都没有见过，肯借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丽水人都知道她和地方一些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十分信赖。”不少集资户向记者表示。

　　２００３年，“小姑娘”四处声称要做房地产项目了，而她报出来的项目经有关人士去市里面打听也确有立项。当时“小姑娘”募集资金的承诺是月息３分，甚至一毛，一开始有些人试探性地借给她几万元，果然兑现。“丽水的集资全是在月息一分七以上，而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是０．７２％，两者相比，利差超二十倍”，当地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因此，借钱给她的人排起了长队。

　　在２００５年，“小姑娘”还注册了一个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集资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公司向数百位受害者集资２５００多万元，人去楼空时，还有１８００多万元没有偿还。“小姑娘”的“项目”不仅于此，检察院查明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６年，“小姑娘”以投资越南矿山、青田钼矿、化妆品生意为由非法募集资金６亿元，至案发还有１亿元无法偿还。

　　花３７５万元买下一部蓝色法拉利跑车，两个月内在东阳开出了１２家公司，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３８亿元身价“空降”中国富豪榜之后，“一夜暴富”的本色集团法定代表人吴英便成为各界热议和猜测的焦点。事后人们才弄清本色集团的钱原来是借来的。由于许多债权人多次讨要本息未果，本色集团的资金链难以为继，才东窗事发的。

　　２００５年６月，杨庆红采取通过支付“中介”佣金，虚报注册资本８００万元的方法，注册成立安庆市鸿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正是这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成为杨庆红日后非法集资诈骗的砝码。

　　杨庆红以３％～１０％的高额月息吸纳资金，拥有８００万元注册资金的公司和能言善辩、豪爽大方的性格，成为杨庆红非法集资表面光鲜的招牌。

　　杨庆红凭借以后账付前账利息的方法，以高额度的还息声誉在借贷市场一路飙升成为借贷名人。有人甚至还四处托关系找杨庆红希望把钱借给她。安徽省斗金投资咨询公司的周某等近２０人，都将钱投给了杨庆红，其中仅周某一人，就投入了６００万元。就这样，让杨庆红短短一年多时间，以购买土地进行农产品生产或投资房地产项目需要资金支持为名，涉嫌先后向他人非法集资人民币９６４．３６万元；诈骗他人现金６．６８万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几个女人都喜欢炫耀她们与当地政府领导的关系“很铁”，有的甚至把与某政要的合影挂在办公室等醒目处，而案发后这些领导都有种被欺骗上当之感。

　　殊途同归的富姐

　　三个文化程度不高、不熟悉市场行情，却又出手阔绰的富姐，走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不归路，一旦资金链出现断裂，注定将是悲剧的结局。

　　吴英从进入公众视野到被捕间的非理性商业行为，让许多人一头雾水。

　　当时，吴英本色集团的保安，其月工资开出了２１００元；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旗下的洗车店和洗衣店都免费服务，而这些豪举都是出自一个年仅２６岁的女性之手。同时，她做起慈善事业来也是眼不眨、心不跳：８０万捐给母校，５０万捐给贫困学生，５００万捐助东阳的光彩事业。然而，神话终于破灭，吴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

　　而曾担任吴英的顾问律师的朱卫红更直言，自己通过与她交谈，发现她“对金融什么都不懂”，“问她多少资产，仓库里多少货，多少彩电，也一问三不知。”

　　浙商协会的一名成员认为，假设吴英的原始资本的确来自资本市场，那么她的投资行为无异于一场“注定要输”的赌局。

　　一个自称了解内情的西宅村人描述了吴英拆东墙补西墙的高利贷链条，所谓“１毛１”，也就是１１％的利息率。以１０万元计，吴英每月要支付的利息就达到１．１万元。“相当于正常民间借贷的十倍，银行的３０倍了。”

　　而丽水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表明杜益敏非法集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７亿余元，至案发尚有１亿元人民币以上不能归还。这中间的差额除了被“小姑娘”个人挥霍掉的以外，相当部分就被拿去偿还了前面那些出资者的利息或者本金。这个甜头，导致后人纷纷中招。

　　当公诉人询问她为什么已经知道无力偿还还要继续集资时，“小姑娘”说：“我还想去北京进行投资。”“你到这个地步还说想投资，还有人会相信吗？”公诉人问。“小姑娘”哑口无言。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０日，“东阳富姐”吴英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目前，该案已由东阳检察院正式起诉，主人公吴英的罪与罚尚留待司法机关依法裁量、定夺。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９日，杨庆红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３月７日，被安庆市检察院批捕。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被安庆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而“小姑娘”杜益敏的人生也定格在了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１日，她因非法集资高达７亿元，被浙江当地法院判处死刑。

　　刀尖上的资本之舞

　　非法集资的行为缘何屡禁不止呢？

　　非法集资一般具有四个特点：首先一个是未经批准，第二它的集资对象是社会的不特定公众，第三个特点是花样繁多，第四个特点就是往往承诺高额回报。

　　非法集资者无非是抓住人们的趋利心理，设置种种骗局。据专业人士介绍，高额回报就是非法集资成功的重要诱饵，据悉，在“吴英案件”中，所借贷的钱利息最高达到年利率１３％。而经过数次上调后，目前，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不过区区２．７９％。因此，在当前我国银行利率水平整体偏低的大背景下，以高利益、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央行之前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非正式金融的规模大约为一万亿元人民币，企业经营的年息为１５％～１８％。而同期，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约为６％。一万亿元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非正式金融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根据一些研究农村金融的专家估计，仅在温州地区，非正式金融至少有四五千亿元人民币。“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已成为地方游资的代名词。而在不发达地区，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则更为普遍。

　　长沙理工大学社会学专家成松柳教授表示，在我国，由于全国性征信系统缺失等信息管理的落后，商业银行竞争不充分，导致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市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对民营企业进行融资。因此，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迅猛而融资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鼓励健康的民间融资还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为民间资本流向尽快找到市场化出口，已成为监管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

　　对于民间资本流动，有关部门要从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认识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湖南省爱心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咨询师张琪综合分析，上述几大非法集资案的主角都是女性。人们一般认为女性生性善良、柔弱、温顺，对她们较为信任同情和怜悯，容易放松戒备。犯罪女性利用这种条件作案往往较容易得逞。上述几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文化普遍偏低，手段也并不高明，如果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高防范意识，克服贪利心理，对一些诈骗行为还是能够识别和防范的。         据《法制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