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一个冬天似乎都在忙着录制《百家讲坛》，中华书局刚推出他的讲座第一册，首次印６０万，赠我其中之一册。他自己说，每本印１００万应该没问题。但即使如此，全套４本４００万，还是赶不过于丹的《论语心得》一本。

　　我与马未都认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他刚到《青年文学》当编辑，我还没到《人民文学》，先在《中国青年》当编辑，都在团中央，同一系统。《青年文学》刚开始只有一个主编，一个副主编，外加他一个编辑，所以组稿编稿大多由他一人独揽。我当时受他们主编陈浩增之约，业余时间也帮着处理点稿子。八十年代初，《青年文学》也曾是时髦文学青年钟爱处，铁凝的《哦，香雪》就发表在此。当然，铁姑娘当年是陈浩增扶植的，并非马未都的功劳。马未都当时热衷扶植一些最时髦的文学女青年，比如当时有一位女大学生马悦。他当时也写小说，也在一些刊物发表，但我一直觉得，他作为编辑的判断力要远好于对写作的判断力。

　　马未都那时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与办公室隔了几个单元，找他去聊天，办公室没人，就上宿舍。还记得宿舍里杂乱不堪，当时屋里书架上就开始有罐子，但当初谁对它感兴趣呢？那是一个疯狂地迷恋西方文化的时代，马未都收罐子时候，我在跑音像店的门市部，有一点钱就想换回一盘进口磁带。我记得当时我在灯市口音像店买的最贵的一盘磁带是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一部小歌剧，３８元，在马未都手里就能换一个碗或一个盘子了。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马未都书架上已经摆满了瓷器，我也就是收集了几百盘磁带而已。等有了ＣＤ之后，这些磁带就都转不动了，搬家时许多都顺着垃圾道扔了。这里有价值观的问题吗？在我看，无非是爱好不同罢了。马未都现在也同意我这个判断，只不过他喜欢上了这些古物，这些古物有了金钱的价值而已。

　　马未都现在成了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听说他的明清家具已经成了全国第一。我从他的明清家具想到我祖母当年睡的一张足有大半间房间那么大的红木大床，床下四周都是柜子。“文革”时，这张大床连带祖母的许多首饰，都廉价卖给了旧货店。为了与那个时代俱进，老太太宁肯到八十多岁了改睡铁床。我说的不是我祖母“文革”处理的床成了马未都的收藏，而是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八十年代初的贫民或农民完全可能仍然像我祖母那样处理家里的旧货，在那个年代它们根本无价值，这成就了马未都的收藏。

　　马未都的书出版后，给我打电话，他说，博物馆建成了，他的公司也就解散了，经济问题已经没什么意义，那些东西早晚都是社会的，他现在更大的兴趣是文化的兴趣。从百家讲坛他的讲风，已经能清楚感觉他的这种走向——收藏的质量在短短三十年里已经完成了，那些东西就摆在那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读通这些东西，如何真正联通那上面的文化印迹？也就是说，马未都能不能成为王世襄这样的玩家，或者走到更远，从器物中做出学问来？没有这一步，文化建树未完成，博物馆那些东西还只是物。马未都说他要转型或回归，我想，他已经有决心要这个飞跃，能不能飞，就看他能否有耐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