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项羽没有能在刘邦重兵防守的函谷关前仰天大笑，而是“大怒”。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刘邦入关、秦王子婴出降的那一刻起，刘、项两家已经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化为争夺秦末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所以，刘邦派兵把守函谷关，阻止项羽入关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样，用军事手段在刘邦集团足以强大之前就加以消灭，是项羽集团的最佳选择。

　　我们知道，巨鹿之战之后天下反秦武装已经由项羽统一领导了，虽然齐地还有不愿帮助楚军救赵的田荣和无所归属的彭越，但是，田荣、彭越都无法构成对项羽集团的巨大威胁。唯独刘邦集团，一是先入关中占有政治优势，二是军事力量比田荣、彭越都强得多。审时度势，威胁项羽集团的只有刘邦集团。

　　如果项羽有此清醒的认识，那又何必“大怒”呢？刘邦把守函谷关，阻止项羽入关，恰恰给了项羽攻打刘邦集团一个最好的借口！对刘邦来说这叫做利令智昏，对项羽来说这叫做天赐良机！

　　趁刘邦羽翼未丰之际，从军事上解决刘邦集团，对项羽集团来说当然是上上策。所以我认为，项羽如果有清醒、理智的政治头脑，不但不应当“大怒”，而且应当大笑！该大笑不大笑，反而“大怒”，说明项羽此时完全不懂他和刘邦集团的关系。这是项羽政治幼稚的突出表现！

　　５． 戏水西岸 剑拔弩张

　　得密报再起怒火

　　项羽打进函谷关，驻兵戏水西岸。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向项羽密报：“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司马，是军队中的军法官，当时军中一般设有左右司马两个，分别称为左司马、右司马。曹无伤的密报，证实了刘邦称王关中的意图。这与项羽称霸天下的意图相左，使得项羽的自尊和虚荣再一次受到伤害，所以，项羽又一次“大怒”。

　　如果说第一次“大怒”是在历史转折刚刚开始之时，项羽还不及思考刘、项两家的关系，尚有可原谅之处；项羽的第二次“大怒”则显得幼稚无知，不可原谅。刘、项两家争夺天下的局面已经明朗，何必还要“大怒”呢？无论你项羽如何对待刘邦，刘邦终归是要和项羽争夺天下的。因此，得到曹无伤密报的项羽应当毫不迟疑地用军事手段解决刘邦集团。

　　曹无伤的密告讲了三点：一是刘邦要做关中王，二是刘邦要让秦降王子婴为相国，三是刘邦想把秦宫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

　　这三点之中没有一点是项羽能够同意的，所以，项羽必然会“大怒”。

　　恨刘邦欲动干戈

　　项羽在第二次“大怒”之后，做出了一个对自己集团最正确的决定：第二天一早让士兵们好好吃一顿饭，然后给我把刘邦的军队灭掉。

　　这一决定对项羽集团来说，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定。但是，这个正确决定也有着它先天的重大缺陷：

　　第一，基础不牢。

　　项羽的这一正确决定是在盛怒之下做出的，是在他个人自尊与虚荣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不是建立在对秦王朝灭亡之后天下形势的冷静、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因此，它的基础存有重大缺陷。一旦项羽个人的虚荣与自尊得到了满足，这个决定随时都可能被撤销。

　　第二，随意性太强。

　　项羽用武力解决刘、项两大集团关系的决定，是项羽个人做出来的，他没有和集团核心成员认真讨论过这一重大决策。这样由个人专断作出的决定，当然也可以在不和集团核心成员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由他一人自主撤销。所以，这个决定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项羽的这一决定一下子引发了五个人的反应。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

　　他在《项羽本纪》说到这一决定后写了五句话：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

　　司马迁的交代让我们明白了刘、项两大集团当时的力量悬殊——战略优势明显在项羽这边。因此，在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之中，饱含了司马迁的惋惜之情（这种在客观叙事中不露倾向而实含明显倾向的抒情，是《史记》最为成功的抒情方式之一）。

　　第二个人是范增。

　　范增是项羽集团的唯一谋士，他认为：

　　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范增这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刘邦志向远大，二是刘邦有天子之气。结论是“急击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