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伦敦、巴黎、华盛顿等大城市，文化名人葬地是旅游热点，是极有文化品位的瞻仰地点，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和气候下，一年四季，游人如织，络绎不绝，绝对是必看的项目。

　　在我们这里，只有古代的帝王陵园因为是历史文物单位而有这种荣耀。但像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么重要的陵园，却常年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前往参观。究其原因，和我们多年形成的独特墓葬文化不无关系。譬如说，我们一直把重要的墓地只当做思想教育的阵地，而不当做文化艺术的欣赏和凭吊场合。又譬如，我们一直是按行政级别来安排墓地的位置，和以人为本的平等思想有着较大的差距。还譬如，我们的墓地设计比较单一，几乎是一个模式，单调呆板，不甚好看，除了家属之外，对外人完全没有流连忘返的吸引力。

　　这些，大都是需要往前发展和改进的。

　　的确，前些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安放在“一室”里的已故中央首长的骨灰纷纷移到了室外，在革命公墓的东侧，在任弼时、瞿秋白、张澜墓的下方，分别埋在树下，并渐渐做了一些相对朴素的墓碑。

　　这个变化有一个明显的好处：让普通人可以走近这些领导人的墓地，去凭吊，去祭奠，去献花。

　　胡絜青先生病逝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她的骨灰盒一直摆放在家里。孩子们有个想法，何不将她的骨灰盒和老舍先生的骨灰盒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合葬在一起。这个想法和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负责人交流了一下，他们表示理解。

　　当时，还提出了两个想法：一、由家属自行设计一个别致的墓地，有一定的艺术品位，精致、小巧、朴素，有个性、有寓意，搞好了可以起个带头作用，让以后的名人陵墓都渐渐向艺术陵墓发展；二、一切费用，包括土地费，由家属出。

　　实际，调查研究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已开始了，参观了许多国外著名文人的墓地，照了相，参考了不少书籍，还几乎找遍了北京境内的文人墓地。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３日陵墓正式落成，并举行了有３００多人参加的小型揭幕仪式。这个陵墓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部一区，在由北面数起的第四行的最东头，占地９平方米。这一行原是５０年代的已故文人墓地，有蓝公武、彭泽民、柳亚子、梁希，还有越南的黄文欢。其北边是谭平山。

　　墓地的北侧和东侧用汉白玉石块筑两扇矮墙，呈９０度角，有１．２米高，厚３０厘米。北边的墙上刻着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先生的名字，用各自的签名笔体，还有他们的生卒年月。东边的墙上用一朵胡絜青先生画的大菊花的浅浮雕做底，其上再刻上一句老舍先生的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墙上所有的字都用绿漆描绘，以期醒目。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在武汉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入会誓词》，里面有这样的话：“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我没有特长，只希望把这几个手榴弹砸碎些暴敌的头颅。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在矮墙内，在地面上，用厚７厘米的墨绿色的花岗岩抛光石板铺地，在其左下角请雕塑家孙家钵教授雕一面老舍先生的浮雕铜质侧面头像，直接镶贴在石上，然后，以头像为圆心，浅浅地在石头表面刻上一圈一圈逐渐扩大的同心圆，宛如漪澜。

　　墨绿花岗岩下面是墓穴。

　　老舍先生不幸去世后是没有被允许保留骨灰的。在他的骨灰盒里代替骨灰的是他的一副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一筒茉莉花茶和一小片被保留下来的他的血衣碎片。

　　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７年８月３日对老舍先生的平反有一段专门的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这样，才有了１０个月之后的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来自全国的最知名的文艺界老朋友６００余人前来纪念这位人民艺术家，周边站满了闻讯前来的普通市民。诗人艾青在大厅的门槛上悄悄地贴了一首小诗，题目叫《追悼会就是庆祝会》。

　　如今，当年先生的骨灰盒终于和晚他去世３５年的夫人的骨灰盒一起入土为安了。像他誓词中所说，“睡”在了这里。

　　盼望出现更多的文化名人艺术陵园，何况，清明节又成了法定节日。

　　由一个喧闹嘈杂的城市中心走进一个安静的文化名人墓地，去看那些雕像，去看那些个性化的墓碑和装置，仿佛，去和故人默默地交流，去和历史默默地对话，会让每个人都有一些感触，也许会想得很多很远，总之，会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还会有心灵上的一些感悟，这很难得啊。

　　文化名人墓地，搞好了，就是：

　　历史的缩影，

　　辉煌足迹的荟萃

　　和

　　博爱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