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一词，于古无征，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步演化而来。但多数人知道这个词，是由北洋军阀那里来的。北洋军阀作恶多端，为民憎恨，“北洋”一词自然也被军阀所污染，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积久日深，似乎变成了一个“坏” 词儿。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思维占统治地位的年月里，个别人也曾因“北洋”而倒霉。１９５７年天津大学有人提出要恢复北洋大学的校名，结果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天津大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曾多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更名北洋大学，也因政治原因，未能如愿。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天津学术界筹备开一个北洋时期的国际学术会议，还是从政治上考虑被封杀掉了。可见，弄清楚“北洋”的真正含义，有深刻的现实需求。

　　在晚清，“洋”除了日常生活中追赶时髦的意思外，主要是指洋人和洋务，甚至扩展到对外交涉的一切事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但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几十年间，出于鄙视外国人的自高自大心理，朝野上下则将洋人称“夷人”、把洋务称“夷务”、把洋船称“夷船”，还有“米（美）夷、英夷、白夷、黑夷”等种种称谓，不一而足。先秦时期，习惯于将生活于华夏族以外的东方人称“夷人”，西方人称“戎人”，南方人称“蛮人”，北方人称“狄人”。这都含有“野蛮”、“落后”等鄙视的不公正含义。外国人也知道“夷”的称呼对他们是一种蔑视，常常提出抗议，尤其是英国人反应最为强烈。每次外交谈判或商务交涉等，常因“夷”的称谓争论不休而贻误了大事。清朝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国与国应该是平等的，玩一些文字游戏实在有失国体，没有必要。魏源在《海国图志》里就明确指出，称英国等西方人为“夷”非常不妥，这种口角争胜的雕虫小技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损于清朝的大国形象。所以他把记述鸦片战争过程的那篇文章叫《道光洋舰征抚记》。这是近代中国以“洋”代“夷”的第一人，显示了魏源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此后的许多开明之士都赞同魏源的见解。连太平天国时的《资政新篇》都反对称外国人为“夷”。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他们喜欢称洋人为“洋兄弟”。这样，时间久了，“夷”即为“洋”所代替。洋者，洋洋乎大哉！外国人也沾沾自喜，乐于接受。于是，“洋务”就变成了办理一切外国事务的总称，只是用在不同场合有所侧重而已。“北洋”一词中的“洋”就源于此。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对外事物层出不穷，清政府随即在 １８６１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管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务。直到１９０１年改为外务部，期间经历四十年之久。

　　由于对外事务繁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设海防股外，又增设英国股、法国股、美国股、俄国股等，同时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南洋大臣主管东南沿海及长江各口岸通商、交涉等事务，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则主管北方沿海，主要是山东、直隶（河北）、奉天（辽宁）一带，尤其是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三口的交涉和通商事务，一直由直隶总督兼任。由于北洋大臣在１８７０年后增加了“钦差”官衔，由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担任了二十八年，与北京又近在咫尺，其权势就越来越重，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甚至会插手南洋的一些事务。天津因为河海交错、人才济济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李鸿章就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很多洋务事业放在了天津。不少工厂企业、交通运输、河海港口、通讯电力、商业物流、军事基地、新式学堂等都在天津创办起来。天津一时成了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北洋”一词也越来越响亮，远远超过了“南洋”，从而闻名中外。１８９５年在天津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就叫北洋大学。平心而论，“北洋”是清政府对外开放、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天津崛起的根基，其中蕴藏着丰厚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无形的文化价值，有待我们开发利用。李鸿章１９０１年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也极狡猾地利用“北洋”这块招牌，强化他的北洋新军，最后在辛亥革命中窃取全国政权，发展为军事独裁集团，后又演变为军阀混战，被史家称为北洋军阀。这里的“北洋”只是地域概念，和“北洋”的本意并不沾边。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