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１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３０周年。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精神遗产，又一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

　　３０年前那场大讨论，今天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别的不说，回顾这场大讨论的形成过程，便让人颇受启发。

　　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无偶然因素。据文章主要作者胡福明的说法，这篇文章最初的写作完全是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并未受任何人的指派。写作此文时，胡福明不过是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光明日报》原理论版编辑王强华也提到，约来这篇稿子只是平常编辑的行为，“就是报社编辑直接跟他之间的一种交流，没有经过哪个领导”。

　　换个角度看，文章从构思写作到发表直至引发一场思想解放，又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触发点来自民间，具有“自下而上”、朴素的民主风格。站在全局视野，决策层不仅对时代呼声了然于胸，且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抓住契机、“以点带面”发起大讨论，赢得改革的舆论共识。如此来看，这场大讨论或可视作执政党尽心竭力汲取民意，以民众普遍诉求为执政依归的典范。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任何社会改革都应听取民众意见，获得社会共识，体现民众诉求。不独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如此，政府制定大政方针与日常行政，也都应当以民意为依归，在民主的机制下运作。正如胡福明日前接受访谈时提到的：“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３０年。”他更进一步阐明：“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这一番话指向的，正是３０年前那场思想解放的一大精神遗产。

　　当然，和３０年前的历史环境不同，当前的舆论传播机制和民意表达方式有了巨大的革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公民有了更为多元的合法表达渠道，也使政府汲取民间智慧和聆听民众诉求有了更为直接便捷的手段。从这点来看，今后社会思想解放的发生机制和呈现方式或将不同于以往。但可以预料，不大会重现那种“一语惊天下”的集束式效应，而更可能以多点触发、百花齐放的面貌呈现。

　　如今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也决定了以往的民主问策和决策机制，恐难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例如，从一些省市官员频繁问计于网民，约略可以看到那场大讨论的理念背影，然则这种方式毕竟只能获取部分民意，解决部分问题，而难以再像当年那样“由点及面”，统合出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因此，总结和借鉴“真理标准大讨论”经验的同时，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迎合时代的新要求。这就是，以科学的、长效的民主机制汲取民意、执政施政。

　　思想解放从何处开始？历史的经验是，从汲取民智开始。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就要进一步建设和推动民主机制，丰富和发展３０年前所取得的精神成果。             英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