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灾,公民精神觉醒
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以来,数万人丧生,千万间房屋坍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上千万人受灾。没有人组织、没有制度性强迫、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自发地让整个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地投入到抗震救灾中。这一刻,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感动、感受、欣慰之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感悟一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公民精神觉醒的背后问题。
什么叫公民?法国让·雅克·卢梭在《爱弥儿》一书“论教育”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5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奴隶说:“你的5个儿子都战死了。”妇人怒道:“贱奴,谁问你这个?”奴隶机警地回答道:“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社会危难、国家利益以及自然灾害面前,作为一个自然人,你对这个社会、国家做了些什么?贡献了什么?读新闻,很多民间组织、团体、个人都自觉地加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里去了,就通常而言,这些充分具备自由的民间团体,在平时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并汇集、传承了文化凝聚力,比如那些“驴友”“车友”倡议的环境保护、爱心奉献、助人为乐等。
这次汶川震灾,我们看到全国公民“承担义务”的责任了,对于生命如此崇高、虔诚的敬仰,对于生命如此的敬畏、尊重,也唤醒了国民潜意识中的道德和道义良知,作为一个国民应如何去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以及用实际行动去帮助灾难中的人民。
然而,这则故事只言说了一个完整公民的一半条件,另一半却没有言及。到底一个合格的公民具备怎样的条件呢?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讲,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也即“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换言之,国家之上是人。
如果说,国民履行了职责、承担了义务,应该说,只是有了一半的公民意识觉醒;另一半则是,应知道作为一个自然人如何要求、争取自己的一切权利。
大家知道的是,几千年的封建时期,中华民族这一群体多的是奴才思维、奴才文化,什么草民、贱民、布衣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人格残缺体现。因为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所以几千年的封建时期,无论读史料记载或是读文学如《水浒传》这样的作品,从未把人民的生命看得多么崇高,比如《水浒传》中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杀人如麻的莽汉英雄李逵、神勇无比的武松等人,就是典型的“奴才文化”代表。他们实质上不具备一个完整自然人的公民精神,他们身上的光点掩饰不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人格上的双重缺陷。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眼光衡量一个远古时代的英雄的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演进的进程中,今天的中华民族因一次巨大自然灾害,让全体国民践行了一次公民精神。在制度性救助过程中,制度要义之如“人民的生命和利益至高无上”、“救人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等等,无不说明,制度也在这一刻践行着“国家之上是人”的概念。于国民而言,这次如汶川震灾一样突如其来的“精神洗礼”是否能够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下去;于制度而言,与全体国民共同经历、见证灾难中的制度架构能否始终如一地奉行以民为本、人民权利第一?对此,我们应该抱有信心。
不过,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悟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危难之际的公民精神觉醒和制度表现。
个人活力解放,才会有民族文化的勃兴、昌盛
人类社会的进步得益于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在于科技文明,它带给人类诸多的好处和利益,比如医疗卫生条件的进步,让人类的寿命延长了,在疾病时能够及时得到医治等;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享有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然而,我们的文化却在缺失、人类情感在淡化,可以想象的是,在国家利益遭受侵犯或者民族遇到自然灾难的时候,可以保持着人类潜意识里的道德良知激发,让国民重拾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
西方关于人类学的研究中把人类的两种属性归为“生物性”和“文化性”。而我认为,人类无外乎经济人属性和文化性,且是经济人属性占据主导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经济人属性才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需求。为了吃饭、穿衣以及饱暖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娱乐消费,人类便要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正如自由经济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言:“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发展史,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也是尊重个人自由,尊重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个人活力的解放,才会有民族文化的勃兴、昌盛。
经济强大,随之而来的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增强
21世纪竞争的是什么?竞争的是物资能源,是科学技术。一旦步入科技竞争的时代,经济强势才能保证文化强势。文化强势,这恰恰是经济发展之后的必然性。其实类似文化强势的事件,在历史上上演的应该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唐朝为例,唐时期的临近国高丽、日本,以及西方的波斯国、印度、亚美尼亚、东罗马等国,也曾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实质上,导致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本质上仍是经济的差异。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消失在于它本身的经济消失。
因此,客观地说,经济发展了,文化发展传承的问题不是问题,也不必过问,它自己会发展,毕竟人类在经济文明传播过程中,必须借助于文化这一载体。
人们曾一度抱怨文化断裂、文化低迷,归根结底,无非是因为管制经济造成的社会普遍贫穷,当人连温饱也不能解决的时候,人类还会去追求享受文化精神的滋润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大抵不会,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不饿肚子、不受冻。这也是人的“经济人属性”如此重要的原因。人作为一种生物,在生活生存方面得到保障的时候,才会自然地散发出文化性的一面,并凝聚成一股巨大的文化力量。这一点在最近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得到了证实。现在国学的兴起、文娱业的发展等,无不证明,经济中兴之后,文化发展、需求才能跟进、旺盛。
简而言之,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要义在于,一国国民对于一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确切一点,就是一国国民对于这个国家的代理机构政府组织的行为认可。当一个国家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了,并且人民享受到一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以及享有随意支配自己权利的自由之后,借用一句泛泛而谈的话说——这个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想不凝聚在一起都不行,这个国家想不强大都不行。此时,这个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总之,汶川震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民精神,也改变着更符合公民利益的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