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年底，国民党大势已去，张国焘也只好随之逃到台湾地区。但是，到了那儿，没人理他这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连房子也被抢走了。生活窘迫中，张国焘想起共产党。１９５３年，他托人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想回来给党干点“零活”，给什么待遇和级别都无所谓。刘少奇很快答复他，要求他必须先写个检讨。

  张国焘不乐意，他觉得刘少奇的地位本来就远不如他。这时，美国中情局“拜访”张国焘二十多次，买走了一些他掌握的情报，张国焘顺便赚点小钱，暂缓困境。

  １９５６年，张国焘看到国内建设越来越好，那时香港地区比上海穷，和广州比也没有多大优势，他又表达回来的要求，中央的答复还是要他先认错。但是，张国焘仍不同意写检讨。

  张国焘磨蹭到１９５８年，受“大跃进”运动的热潮鼓舞，又表示要为政府做事，希望给点生活补助。这次，毛泽东没有让他再写检讨，只要求他必须断绝跟美国特务的联系。但是，张国焘又舍不得美国人的“采访费”，结果再次错失良机。

  张国焘熬到１９６１年，开始给美国人写《我的回忆》，写了１００万字。但是，美国人特抠门，每月只给他２０００港元。张国焘写完了书，钱也花完了。后来，还是金庸的《明报》月刊买下他的中文版权，张国焘才得了一笔钱。

  １９６８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但三个儿子都养不起他，只好住进养老院。加拿大政府没有给他退休金，只有福利养老金，相当于“低保”。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日凌晨，这位风云人物落得个冻死在异国他乡的可悲结局。

  面对历史和事实，连一种最基本的认错勇气都拿不出来，怪不得毛泽东笑谈张国焘是“吃不得辣椒，干不得革命”了。

  摘自《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