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小翠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借这个名字，看一看农村孩子在城里的情形。

  农村空了，除了老人和儿童，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包括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她们出来不光为赚钱，还因寂寞。空空荡荡的乡村，姑娘守在那里做什么呢？农村的女孩子离不开伴儿，女伴儿们进城了，自己也进城。农村青年进城并不因为城里对他们多么好，是耕地少，劳动力转移到有劳动的地方，譬如小翠。

  进城做什么呢？在加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姑娘们参与了高科技产品以及世界顶级品牌的制造工作。她们不是ＭＢＡ，如何参与呢？事实是这样：那些意大利、美国以及欧洲的跨国企业来华建厂，贴牌生产服装鞋帽，离不开琐碎繁杂的人工劳动，尤其适合女工。而制药业、ＩＴ业虽称高科技，也离不开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政府力挺招商引资大旗，“资”真来了。不招，“资”也照样来，就奔这些农村孩子。农村孩子们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上岗。师傅其实是早来两年的伙伴。她们的劳动时间或许是１０小时，或许１４小时，而工资不按小时发放而为月薪，按国际算法，每月也就挣５０美元至１００美元，或者还低。“资”们就是冲这低工资而来的。由于还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限定，也没真正意义的工会，给多少钱算多少钱，姑娘们没想过这个事。譬如小翠。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好像不累，比如把一个元件插入流水线的线路板上，但时间长而单调，有说不出的疲倦。如果问小翠们最盼望什么？睡觉。她们永远在困。休息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心里盘算逛街、看电影，到了休息日都在大睡。如果说疲倦和付出青春的报偿是工资的话，工资就这么多，不干走人。农村孩子常用一只鸡卖多少钱、一亩玉米卖多少钱来计算收入，不计算人工成本，更不计算她们创造的一美元的产值在纽约第五大道可以卖出十美元，她们没读过《资本论》，知足了。政府如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据说外资就要逃逸，这对依赖出口而非内需的经济模式是一个打击。

  有人说，一些民营小企业和台资、韩资企业是血汗工厂。这背后其实有一个血汗农村。割稻季节，农民在３５℃的高温下挥汗如雨，而农产品连年跌价。年底盘点一下，农民除了赚点口粮，手无余财。这两年种粮食国家有补贴，农业税也免了，但普通农户的收入仍然供不起两个孩子上中小学，更不用说大学。三十年前一百多人的村子，现在剩下三四十人，老弱守家，别人都进城打工，农村养不了这么多人啦。

  除去企业，农村姑娘在城里担当的角色还有娱乐场所服务员、电脑录入员以及保姆。城里三千六百行，小翠们能找到的工作其实很少。服务员要看得惯客人的脸色，看他们吸纳山珍海味。客人们的钱不是母鸡生蛋和种玉米挣来的，正如比尔·盖茨家里十八米高的人工瀑布不是用卖雪糕的钱修建的。小翠们腿站肿了，表情麻木了，但什么技能都没学到。农村孩子，譬如小翠，不敢想的一件事是在城里学习技能，即使学到一点，如打字、照顾婴幼儿，回农村用不上，在城里如果不给别人打工也用不上。她们最难的是创业。老板的责任——如果有责任的话——包括让农村孩子学到一些技能，在培训方面花一点钱。

  小翠们不敢想的第二件事是爱情。爱情不是跟城里人学的，它像春天一样到来。可她们的爱情无枝可依，像小鸟儿在天空盘旋。爱人不缺，但房子呢？工作呢？小翠在城里找一个同是农村的小伙儿为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敢想。一般说，经济改革不成功导致的“拉美化”就包括贫民窟化，像墨西哥城那样，城市周边布满贫民窟。这是失地的、走入城里的农民包括小翠所能选择的居住地。

  农村姑娘到了年龄要谋划婚事，她们的保鲜期短，没有本钱单身、嬉皮。她们离开了农村就不再回去了。那么，她们去哪里结婚呢？嫁个城里人吧，但城里也有很多找不到工作和无房的人。

  姑娘们并不像我这样忧虑，她们像草莓一样鲜艳丰美，也“惯”着自己——用手机、观韩剧。她们议论章子怡和超女，鄙视一切土里土气的人。她们三五成行地在街上走，眉眼宛转，譬如小翠。

  摘自《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