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辰：那时候没有假货吧？

马未都：真的都卖不出去呢！造假也是有成本的，可真货却都是白来的。

梅 辰：把家里的老东西拿出来换点钱？

马未都：一般都是由贩子从下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点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当时出版社是八点上班，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但每周有两次六点就出门了，一出门骑着车先奔玉渊潭公园东门，东门门口就有卖古董的早市。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卒瓦了的一件东西才十五块钱。

梅 辰：卒瓦的什么？那个年代十五块钱也不少了。

马未都：卒瓦了个帽筒。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帽架，一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来后就搁在上面。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职是靠顶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后帽子都是供着的，人们对帽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的。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帽筒在家里也算是一个重要的陈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帽筒到了清晚期非常流行，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

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遛，一眼瞧见一个帽筒。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没下车，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去拿。当时正是冬天，天儿特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又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半空时就知道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那时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接就拿的瓶身，结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我趁卖主儿还没反过神儿来赶紧问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快赔钱走人了。

赔了十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的。呵呵，那时的东西都非常非常便宜。

梅 辰：按规矩这样的东西应该怎样拿放？

马未都：那我首先得下车嘛，我不能骑在个大梁上，伸手够着去拿嘛，不下车是不行的。另外帽筒是圆的，拿的时候得抠着口沿儿拿，正规的好东西都应该放在桌子上看，而不是用手拿着看。那时候，第一是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值钱，它本身就撂在地上的；第二，也不知道厉害，说这东西还能卒瓦了。

梅 辰：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有的卖家看见买主喜欢，就说“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您赶上过这好事吗？

马未都：多了去了。羡慕吧？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有身份的老者，他们家里都摆着好些古董。逢着人家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了手我就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

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啊？你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 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欢你就抱回家吧”。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东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而且当时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然后我就特高兴地抱回家去挨个儿研究，琢磨它都是些什么东西？

打眼

梅 辰：俗话说没有真金白银的付出就不会长出好眼力。您收藏了几十年，是公认的收藏大家，您是否也有过打眼的经历？

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出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也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还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说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 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