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亿美元捐给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在从微软退休的同时，又刷新了世界纪录。

世界舆论当然不放过这个好卖点。不同在于，欧美媒体关注的是盖茨离任后微软的未来，对盖茨的捐款，往往一笔带过。而中文舆论，侧重于惊叹盖茨的募捐数额，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并强调，盖茨行为凸显企业家道德高度。不同的聚焦，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所依托的土壤和环境，决定了盖茨这类人物的慈善文化。

经济学中有一种阐述：个人或企业追求财富是对社会的贡献。当然，这里指的是通过市场合法获取的财富。亚当·斯密说，人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过程便是道德的建立过程。事实如此，人类告别丛林社会发展到福利社会以及将慈善事业视为义不容辞，与道德的驱使不无关系。在市场环境中，人们追求财富，便逐渐提升了道德。

因此在西方社会，有这样一个概念：个人或企业创造财富，才是社会的主要保障。所以，不奇怪西方媒体仅用一句话来报道盖茨全捐财富回馈社会。它们更关注微软未来的前景，因为只要类似微软这样的企业赚钱，社会才能处于保障和进步的良性循环。在媒体眼里，盖茨的捐赠，不过是良性循环体制的锦上添花罢了。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福利建设尚未成形，加上民间慈善受到很多限制，人们因此并不在乎企业或富人赚了多少钱，而更愿意看到实在的东西，所以人们惊呼盖茨的捐款数额。

简单点说——在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既互动又竞争地从事帮助穷人的工作。因此，富人容易受到各界的尊重。大家既明白又感恩：富人通过纳税贡献的社会福利多，以及募捐民间慈善也多。这样，也有利于富人积极地将财富回馈社会；而在我国，由于财政支出透明度不够加上民间慈善式微，使得穷人并不关心富人纳税的用处，也就谈不上对富人的尊重。这样，也不利于让富人更积极地将财富回馈社会。

如果人们赞赏盖茨这样的人物，人们更应该思考能够产生盖茨的社会，那些能够将这些普通人、普通公司变成神话的土壤和环境。 颜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