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辰：天啊，还猜哪，再猜还得晕过去。现在呢，您是靠猜还是完全听懂了？

马未都：现在也听不懂，拍卖师说得特快，但好在现在是同步了，看牌子就行了。

我是第一个在香港拍卖市场买东西（文物）的大陆人，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经纪人难做

梅 辰：您刚才说做实业的人搞收藏相对比较容易，其实如果您做艺术品经纪人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企业，同样可以以商养藏嘛。

马未都：艺术品经纪人对我来说它与我的事业发生冲突。那就没意思了。

梅 辰：怎么会有冲突呢？您又不是经纪自己的藏品，您只是帮人经纪、替人掌眼嘛。

马未都：我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艺术品经纪人的事儿，很多时候它就会发生冲突。比如，我的一个客户，也是我的一个很不错的朋友，我帮他买东西。当时买了一批东西回来，我说“你先挑”，其实你说我愿不愿意我先挑呢？当然我愿意我先挑，我当然愿意把那个最合适的，也谈不上好坏，主要是最合适的东西我先挑出来，但问题是这样做对别人是不公平的，我是用他的钱为他做事，因此首先从内心我得公平，我得让他先挑……很多年以后，他对我说，他对我的信任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古玩这行很容易不让人信任，一件东西到底多少钱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尤其当他是个外行的时候，他是不知道它的价值的。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已经是以己之利克社会之利了，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信任危机。你想取得他人的信任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大部分人首先会防着你，尤其是在古玩行业，在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其价值的前提下，首先要防着你这是正常的。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生人，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时，你就需要做大量的努力，要做大量的无用功，很麻烦。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贸易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没有诚信。这就是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总体代价。

梅 辰：作为经纪人，对别人而言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对您来说却割舍不了您对这些东西爱不释手的那份感情，因此您很痛苦。

马未都：对，别人他不喜欢东西，卖了，拿走了，无所谓。我就会很痛苦。

梅 辰：如果您总是只进不出，时间长了必然会感到收藏的压力。

马未都：世界上的一些大藏家，一般都是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委托经纪人去做，中国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藏家还非常罕见。因为委托经纪人他要付出很多的费用，我们大部分的藏家都宁可自己吃亏上当，也不愿意付这笔经纪费用。在西方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当他做出一个决定时，就已经想到要付这笔费用了。

梅 辰：以您的名望，那些藏家应该不会吝啬这笔经纪费用吧？

马未都：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往往是一开始他都是愿意付费的，心甘情愿付出的，因为他跟你不熟、不认识嘛，但时间长了，大家做成朋友了，他觉得付你经纪费就别扭了，你自己收着也觉得别扭了。

梅 辰：到底是人家付的别扭，还是您收的别扭？

马未都：双方都别扭。就觉得挺好的朋友你帮他个忙，不好意思收费了，就是说不认为这无形资产值多少钱。你说这无形资产值多少钱？

梅 辰：我不知道会计学上如何计算无形资产的价值，但我觉得肯定得包括创造它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

马未都：其实，我所有的无形资产就是我的时间，是我耗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才有了这个眼力。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我做一件很具体的事，那我这些无形的资产早就变成有形的资产了。

我们因为是从一个很贫穷的年代走过来的，因此大家都对非常物质的东西有感觉，好像觉得我给了你钱，我就得有一个感到沉甸甸的东西拿在手里，我才觉得值。一旦我付钱所买的这个东西是虚化的，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就好像把钱丢了一样。比如，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付律师费，都觉得很痛苦，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有一年我在美国，我去咨询美国律师一个问题，他的桌上就放着一个计时器，我看到它后就觉得心里特乱，然后那律师就说“现在开始”，随手他就按下了那个计时器，我顿时觉得我想问的问题全都没了。特别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