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十四岁时离开北京随父母去了东北干校，那两年基本上没上学，尽干农活。

1971年，我十六岁时又回到了北京。那时十六岁的孩子跟今天十六岁的孩子是不大一样的。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非常有承受力。我觉得今天很多比我们当时大十岁，也就是说今天二十六岁的青年人都没有我们当年的那种承受力。现在的人对超体力劳动的承受力、对困难的承受力以及对待挫折的心态都比较脆弱，一遇到事儿就先瘫了。

梅 辰：您那时的承受力来自于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像劳改犯是通过超强度的劳动来改造思想。

马未都：我们那时的体力劳动倒没有太超强。我觉得这种承受力、意志力主要是来源于社会的一些看法。我曾经在央视做过一期教育节目，很多家长、包括主持人说现在的孩子理想过大，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等等，我说比起我们与他们同龄的时候，他们的这些理想只能说是小得不能再小了。我们当时的理想都是“解放全人类，让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理想比他们大多了。我说他们“想上大学、当博士”这算什么大理想啊，小得不能再小了，搁我们当时都不好意思把这理想说出来。

梅 辰：那时候您自己心里真的是想“把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是您真心的理想？

马未都：当然是真心的了。所以说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人的观念、理想是不同的。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跑跑颠颠根本不叫个事儿，你看现在的孩子出个门，父母都很担忧，很紧张，又是准备行李又是准备吃喝。我们小时候谁管你？根本就没人管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晚上睡觉挨个儿数数有几个脑袋，够数就OK了。

梅 辰：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嘛。

马未都：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原因，那时候也有独生子女啊，我觉得是社会使每个人的心态坚强或软弱。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柔弱的民族，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都是以柔克刚——“我跟你磨了！”的态度去解决，而不是用硬碰硬的方式解决。明朝、清朝都是这种态度——软化、同化异族。

我们这个民族内心比较复杂，复杂的人就容易表现出柔弱的一面，简单的人都比较刚强。

曾经是个文学青年

梅 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的？

马未都：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曾被老师在学校喇叭里当范文广播过。文章特别简单，都是按照一定的套路开场。

梅 辰：“目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村的革命形势也跟全国一样大好……”

马未都：差不多。我在那个时期看了不少有关文学的书，偶尔也能找到一些禁书，比如《红楼梦》、《简·爱》等。《红楼梦》，以前听说过但从来没见过，我在十六岁以前就不知道有《红楼梦》这本书。后来我们部队大院的一个女孩借给我看《红楼梦》，她说是她从家里偷出来的，一回只借我一本，看完一本再换一本。我十六岁时看《红楼梦》，哇，感觉真是天翻地覆一般，“还有这样一种爱情”，感觉特好。

《简·爱》也是别人借我看的，书前面的六七页都烂没了，而且第二天还得还给人家。现在想想一天就看完《简·爱》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但那时候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那时的窗户没玻璃，都是窗户纸，我把手伸出去在门外把挂锁一锁，谁也找不着我，不吃不喝地看一天。那年我十八岁。

梅 辰：看了《简·爱》、《红楼梦》肯定特向往爱情。

马未都：感觉跟现实差距特大。

梅 辰：您那时有爱情吗？

马未都：没有。我的爱情开始时我大概已经都二十多岁了。实际上我对爱情那种特强烈的感受都来自于文学作品，真看见一个女性反而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真实的人没有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么好嘛！

梅 辰：现实中没有颜如玉？

马未都：那上哪儿找啊？我二十六岁结的婚，我挺现实的。

实际上今天再看《红楼梦》，我却不认为《红楼梦》有多么伟大的成就，尽管它是中国的第一小说，又有那么多红学家在研究它，但很多地方它都有模仿的痕迹，受到明代晚期的话本小说，包括《金瓶梅》等的巨大影响。我不认为它到了中国小说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当时看《红楼梦》很多段落到了几乎都背下来的地步，但随着后来阅历越来越多，就不觉得它多么不可逾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