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

1969年春天，我离家远行。在我的行装中，有10袋特大号的牙膏，5公斤糖果和一大箱书。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来大群的蚂蚁。我把糖果放进杯子，冲进开水，我知道这涉嫌杀生，可我的健康需要继续喝这糖水。

60年代的中国，有大批的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村。

17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眼泪，车轮转动时，他跟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的尽头。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逐渐变小，直到这时，我才流下泪水。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我抬脚的同时，心里一下子空了。

火车穿过了8个省、市，4000公里，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4天的火车之后又是4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到达目的地景洪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一直保持到天亮。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砍树，把眼前一切能看得到的树都砍倒。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林子里麂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下泪水，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里就发慌。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我回家探亲，母亲拉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杯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 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大概是1970年年底，一位16岁的上海知青砍倒一棵大树，又被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就那么空着。树叶把他盖住，找不到了。他被压在大树的枝干下面，被砸碎的身体没有出血，蜡一样的洁白。他父亲来了，是一位上钢五厂的工人。来后要我们带他到出事的地点看看。问我们：“我儿的刀呢？”老头找出刀，手有点哆嗦：“还砍树不砍？”又拿刀指向大伙儿：“你们可要小心点儿啊。”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哇哇哭了。这下我明白了什么叫劳动人民。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树上，深深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我的所爱和所恨，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不禁悲从中来。在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了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

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人长大原来只是需要一个瞬间。

摘自《当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