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因为在媒体上公布自己的手机号获赞誉，后来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却招致骂声一片。胡小燕回应质疑：“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广州日报》9月11日）

胡小燕终于不堪重负，尴尬地关掉手机，更换了新号码，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以一个人之“轻”，去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重”，自然无法承受。正如她所言，她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一天数千个电话严重干扰正常工作生活，这样做属于人情之常，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有舆论认为，胡小燕的遭遇，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权利代言人过于稀缺的现状，要进一步扩大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席位。从阶层权益保障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必须和值得期待的。胡小燕的手机被打爆，说明农民工的诉求欲望是多么强烈，作为人数最为众多而权利最没有保障的群体之一，农民工格外需要一个强大的代言系统。然而，回避不了的问题是，面对近2亿的农民工，农民工代表的数目从几个扩展到几十个乃至更多，其实也是杯水车薪。一个代表为数百万人“代言”，恐怕可操作性也不强，仍然还是会疲于奔命。

难道只有胡小燕们之类农民工代表才能“代表”农民工吗？农民工的权利诉求、权益伸张，一定要靠特定的群体代言人的“鼓吹”才能实现吗？非也。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居功甚伟而所得却甚少——他们不仅是农民工，还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的艰辛与无助，每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论是官员、富人，还是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都不应漠视，理应给予真诚而友善的帮助。还有，相应的权益保障制度和组织机构，也都理应保持通畅和宽泛。这些，才是农民工表达话语权和实现权利欲望的主要途径。胡小燕们的“热情”，是制度渠道和群体性代言渠道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非农民工代表”要么对农民工问题毫不关注，要么关注和表达的视野流于表面，没有触及农民工权利的深层，解决不了真问题。而另一方面，制度性的诉求渠道又过于狭窄，甚至是形同虚设。这才导致了一个胡小燕成为千千万万人渴盼的“救世主”，一个曾经踌躇满志要为农民工群体权利“奋斗”的新阶层政治代表以“关机”而草草收场，这是这样农民工权利背景下的一种“必然”。

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能走入参政议政的殿堂。但在现阶段，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困顿与渴望”，应该多体现在人大、政协的民生提案中，舆论和公权力的强力支持中，而不能只依靠几个所谓的农民工代表。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