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宁

书林

漫步

当涓生说出“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实际上是在给老旧的中国推荐一种崭新的价值。

这已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儿了。当时，这里的人们于此还很陌生，新青年和新思想者们也仅仅停留在理念阶段，还仅仅处于爱的初醒。但在与此对应的另一片土地上，一小部分人却以血肉之躯在践行这些理念，在践行中丈量着人性的宽度和限度，探索着更细密的各种可能的空间，或痛苦，或喜悦，或绝望，或无奈……

这“另一片土地”便是欧洲。如今，我们对其中一些人的故事已耳熟能详，甚至津津乐道，成为人们冲破传统道德的榜样。但也仅仅如此，涓生的后代们并不比涓生在精神、情感和道德探索方面走得更远，甚至更少某种精神和伦理气息。在一种缺少伦理维度、也不含有美和艺术的享乐主义时尚中，冲破传统道德反而成为人们跟随自己欲望方便行事的根据。

如果爱，如果艺术呢？这正是刘海燕新著《如果爱，如果艺术》向我们这个享乐主义也是实利主义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中还包含了未能在书名中出现的一个发问：如果伦理呢？

在两性关系中，他们只保留情感的部分，不要家庭，不要孩子；在生活中，他们避开了精神生活以外的生活负担和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居所。他们省略了所有的现实关系，把自己押上了自由和悬念之路。

常常被人津津乐道的萨特和波伏瓦的世纪之恋，也并非没有扎根在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的土地上，只是他们懂得舍弃什么，通过舍弃（即不享用）而拒绝了压力；通过在经济、情感和心理上的互不依赖（如有万一，决不会有被抛弃的怨恨感觉），而保持了持久的活力。当然，这依然不是充分理由，充分理由是两个人在思想上紧紧相随——“我所有的想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就对她阐述过。……因为她的哲学思考达到与你同样的水平”（萨特70岁时答记者）。

当两性之间避免了“伤害”形式，那唯一的伤害便是“隔膜”；当“隔膜”也不再产生，那还有什么能隔膜和伤害他们？的确，萨特是风流倜傥的，但他并不像世间许多风流倜傥的人那样，反过来约束自己的爱人——“亲爱的，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必然的爱情，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偶然的爱情”。也许，世人只注意这对奇怪的男女在两性关系上的互不干涉，却不太在意其中真正的价值，即“对等性”这一伦理。即便如此，让“对等性”贯穿于实际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和困扰的，在萨特、波伏瓦和比安卡的三角恋中，波伏瓦日后在《女客》通过人物弗郎索瓦兹之口所透露的丢失自我的感觉，正是波伏瓦当时的自供状（不可避免的，这是在体验人性限度）；而比安卡在萨特、波伏瓦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也袒露了当初被伤害的心灵（无疑的，这展示了人性和历史的限度）。

波伏瓦和萨特的世纪之恋无疑包含了令许多推崇者也难以理解的丰富。但这仍然只是一种类型，《如果爱，如果艺术》还写了其他类型，如伍尔夫、萨乐美类型，阿伦特、克洛岱尔类型，以及杜拉斯、索妮娅。这里之所以把阿伦特和克洛岱尔视为同一类型，是因为这两个天才女性在年轻时都爱上了已有家眷或有女伴的天才男子。两位女性最终的不同命运，恰恰为这种类型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空间。而克洛岱尔的悲剧，也并不仅是因为坚持天性中的爱的排他性，拒绝罗丹不抛弃女伴的爱，而是因为她依赖爱，离开了爱便无法真正地投入艺术。而艺术，或者说创造性工作，正是伍尔夫、杜拉斯、萨乐美这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女性的根本。

杨说，如果杜拉斯不写作，她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

也许从战时起，波伏瓦已经是无可替代，他们之间不仅是爱的关系，还有写作关系，对文字生涯的迷恋，使他们在对方身上更清晰地看到自己，“您就是我”。

她摒弃了个人情绪性的因素，以思想者冷静的理性对“类”进行关注……这就是萨乐美，她让一切都进入理解和分析之中。伦理学的困境好像从来没有妨碍过她。

同样，与克洛岱尔处于同样困境的阿伦特，也是靠了她的创造性工作，靠了她的哲学写作，不仅当初避免了伤害，也最终在事业上拯救了那个曾爱过她的著名的老师——海德格尔。这在相当程度上，从另一方面，向身处东方的我们诠释了中国现代传统中已有的命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这本以浓墨重彩书写天才女性的书，也以近乎闲笔画出了几个默默无闻的男性的侧影，他们分别是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萨乐美的丈夫安德列亚斯和杜拉斯晚年的情人杨。安德列亚斯和萨乐美、伦纳德和伍尔夫那种无性或近乎无性的契约爱情和婚姻，杨和杜拉斯那种忘年之爱，肯定会颠覆男权社会中人们的正常感觉的，但这些奇特的男人却为了爱，为了自己深爱着的人，甘愿做出如此“牺牲”。也许根本算不上牺牲，爱中的非理性和爱中的理性同样重要，只是需要合理的分布。而在爱中，也没有什么是奇特的。

《如果爱，如果艺术》一书中有一种罕见的纯净气质和高贵品格，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始终沉浸在纯净和高贵的精神之中。这显然是作者，一位低调、内敛、在一个实利主义时代始终坚持让灵魂与灵魂对话的女评论家精神生活的结晶。而在书中，作者就经常让自己写作的时间与书中叙述的时间交错、对话，把我们这个实利主义时代反讽性地置于一种精神生活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