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在所有诺贝尔奖里，中国人意见最大的就是文学奖。因为，中国“著名作家”最多，小说产量最高，作家活动也最频繁，可是至今仍是获奖空白。所以，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公布，就总要在中国文坛来个小地震，作家们总要难受上一阵子，有骂骂咧咧的，有不以为然的，有大失所望的，也有嗤之以鼻的。这作为情绪发泄，固无不可，但实在于事无补，还不如静下心来，认真琢磨一下获奖作品好在哪里，听听人家的获奖理由，想想自己的差距何在，可能会更有意义。

先说今年新科状元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他的获奖理由是：“他是文学新领域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具有诗意般的神秘，它是旧习俗的死亡，新生命的诞生，探索着在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他的作品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融。”扪心自问，我们有这样水平的作品吗？如果真有这样的佳作，既有开拓性精神，又有“诗意般的神秘”，那你就耐心等着吧，诺贝尔文学奖离你就不远了。当然，这一等也许要几十年，毕竟还有那么多优秀作家都在排队呢，即便是克莱齐奥，也已等了多年，直到68岁才成了正果。

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奖，他的获奖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如果我们忘掉“故乡忧郁的灵魂”，没有了根，却为赶时髦热衷于写那些故弄玄虚的盗墓小说、胡编乱造的灵异小说、乌七八糟的情色小说，或许可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可能发大财，可能有若干粉丝，但可以肯定是绝不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的。

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折桂，其获奖理由是：“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了音乐动感，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及其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倘若一个作家日成万言，一年就推出几部长篇小说，急急忙忙就像打仗一样，恐怕他是没有时间也没兴趣使自己的小说具有“音乐动感”的，自然也不会有“超凡的语言”，那么，他写的越多，就离诺贝尔文学奖越远。

2003年，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夺冠，他的获奖理由是：“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文学就是人学，好的作品一定要有几个人物血肉饱满，性格鲜明，人性刻画深刻，如曹雪芹笔下的宝、黛，鲁迅笔下的阿Q，雨果笔下的冉阿让，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等等。而对这些典型人物的“精准地刻画”，光靠在书斋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是不行的，必须长期观察社会，深入底层。然环顾左右，如今还有几个作家在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认真观察社会？因而，人物虚假、苍白，情节难经推敲，乃为很多作家通病，获奖自然也成奢谈。

2001年，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一枝独秀，其获奖理由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作家就应特立独行，不趋时，不媚俗，勇于探索，有悲悯情怀，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人以理想主义的感动，使人获取前进的动力，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最看重的特质。如果我们的作家还在迷恋与大众无关的“私人写作”，滥情于欲望发泄的“下半身写作”，兴趣盎然地在玩弄新写实、后现代、先锋写作、快餐文化等等，那也就自娱自乐吧，写再多也是文学垃圾。当然，也有文坛大佬说：文学垃圾也是繁荣——不是奇谈怪论，也是自欺欺人。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尘埃落定，名花有主。有志于此的中国作家，不必牢骚满腹，不必自怨自艾，还是先把自己的作品写好，把“获奖理由”准备充分再说吧。